原创 林恒立 社科文献

下文为《鼓浪屿的侨批渊源浅谈》，林恒立著，节选自《鼓浪屿研究（第15辑）》，潘少銮 主编。

鼓浪屿的侨批渊源浅谈

鼓浪屿在清末就已是闽南地区重要的金融及文化区域中心之一。有着多元文化共存的鼓浪屿，融合了来自本土和世界各地的社会状态、文化生活，并于2017年7月8日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而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与海上丝绸之路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侨批正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于2013年6月18日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鼓浪屿与侨批关系之研究，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然而，在针对“鼓浪屿与侨批”相关史料的查证过程中，笔者发现关于这方面专题的文献并不多，系统性的研究也很少。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抽丝剥茧，力求从“侨批对鼓浪屿变迁所起的作用”来呈现鼓浪屿和侨批二者之间的渊源，以期对鼓浪屿历史以及侨批文化的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对侨批的评价极高，称其为“海邦剩馥、侨史敦煌”。包罗万象的侨批涉及方方面面，如亲情、乡情、国情、世情等。它也成为诸如华侨史、邮政史、航贸史、文化史甚至方言学等诸多领域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对“鼓浪屿与侨批”的探讨，距一窥此专题之全豹相去犹远。在此，谨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得以吸引更多有志于此方面研究的人士一起来探讨“鼓浪屿与侨批”的相关话题。

一 厦门、鼓浪屿与“下南洋”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大力发展它们在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如种植园、矿山等。而摆在它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却是“劳动力”。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垂涎。列强用尽一切手段，逼迫清政府敞开国门，开放海禁，更于1860年签署的《北京条约》条款里规定了西方诸国在华自由招工的权利，将它们在华的募工出国活动合法化、公开化。

此时的中国真可谓内外交困、满目疮痍。为了躲避连年的战乱与灾荒，东南沿海一带的闽粤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开启了海外谋生之路。“下南洋”，即指“就地缘上的毗邻关系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的海洋移民现象”，在闽南语系里，“下南洋”也称为“过番”。它与“闯关东”“走西口”成为我国近代史上人口迁徙的三大壮举。“南洋”，是明清以后对东南亚地区的一个称呼，其主要包括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

闽粤地区不但是“下南洋”人口的主要聚居地，而且所辖地域内的港口也成为人口移出的主要节点。地处福建南部的厦门，是一个海岛型港口城市。自清初开始，厦门逐渐取代了邻近的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跃升为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交通中心。1843年11月，厦门正式开埠，西班牙、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先后在鼓浪屿成立了各自的领事馆，厦门也成为华工出国的主要口岸，而此时，厦门的鼓浪屿岛也一跃成为全国范围内贩卖华工的重要据点。码头周围开办起大量的招工所，关押“猪仔”的地方就叫“猪仔馆”。据统计，1845～1853年，从厦门出国的华工数为11095人。

二 厦门、鼓浪屿的侨批业形成

“下南洋”谋生后，出国华侨需要与国内的亲人取得联系、报平安。与此同时，他们还迫切需要将劳动所得寄回家乡，用以赡养父母妻儿。但当时的邮政和银行系统还极不完善，他们只好等待一起出国的老乡回国时，再托他将平安家书和款项带回家乡转交家属。侨批业的雏形也初步形成了。随着此类需求的日益增长，新兴的职业“水客”应运而生。所谓“水客”，即指专门来往于国内外，为华侨解送侨汇、信件者。“水客”们通常在华侨中有着良好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在带款带信之余，他们通常也做些生意，或把南洋的土产带回国内销售，或者将国内货物运往南洋贩卖。

随着厦门港口的不断发展，交通运输也更加发达，往来的船舶也从原来的帆船发展到轮船，华侨的数量随之日益增多，各商埠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原来的“水客”和兼营收解侨款的商户开始联合起来，利用商户信用和水客的网络，进一步成立专门为侨胞递送侨汇、信件的企业，这种企业就称为侨批局。因为“信”在闽南方言中读“批”，所以侨信又被称为“侨批”。通俗地说，“侨批”是东南亚华侨与家乡眷属之间特有的信汇通信方式。它是由海外寄回家乡、在信封上附带汇款数额，兼有家书、汇款单功能的信、汇合一之华侨家书。

目前已知厦门最早的侨批局，是清同治五年（1866年）设立的全泰成、协共昌和建昌三家侨批局。随后，众多侨批局相继开张。侨批局派专人解送侨款，多数人带回南洋土特产品到国内市场出售，而后将货款作为分送侨汇的款项，一举两得，增加利润收入。联号经营的“三盘制”是其主要的运营形式，亦即侨批局分为头盘局、二盘局、三盘局：头盘局是在国内外都设有机构的较大的侨批局，可以直接在海外收信、独立经营；二盘局接受海外信局的委托，办理转驳信件，并收取1.25%～1.5%的佣金，常常是由以前的客栈或船头行兼营发展而来；三盘局是更小的专门承办头盘局、二盘局委托到内地解付侨汇的信局。这样，闽南和东南亚的侨批局互相之间形成了层层委托代理的网络。侨批业的发展受到海外侨胞和国内侨眷的欢迎，它们及时的侨汇及信件传送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千里之外的家人间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邮政和银行虽已在厦门开办，但官营的邮政和外商银行都无法与民间的侨批局相抗衡。有分析认为，侨批局牢固扎根于华人跨国移民和商业网络之中，贴近华侨和侨乡，这是当时近代邮政和银行的经营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地处福建与东南亚国家枢纽口岸的厦门，除本埠的侨批业务外，它还承转漳州、泉州和龙岩的部分侨批。厦门在福建侨批业占据垄断的地位。

鼓浪屿位于福建东南海域、厦门市之西南，与厦门本岛隔海相望。厦门开埠以来，洋人相继在鼓浪屿设立洋行，如1845年英国人在覆鼎岩附近设立的德记洋行、在三丘田设立的和记洋行。这两家洋行的主要营生即包揽厦门附近的劳工买卖。作为人们出洋谋生的始发地，鼓浪屿很快便成为著名的侨乡。清末民初，开始有鼓浪屿华侨从事侨批业。在鼓浪屿较早从事侨批业的是菲律宾华侨黄秀烺。他于1908年创办“炳记行”从事商贸时，就开始兼营侨批。而鼓浪屿华侨创办的专营侨批局，早期较出名的是菲律宾华侨许经权于1918年在厦门投资创办的美南信局。据说，许经权在鼓浪屿修建的住宅番婆楼，曾作为美南信局的分支机构，对外开办侨批业务。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鼓浪屿侨批

厦门是辛亥革命期间华侨回国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心地区。先后从海外回厦门开展革命工作的华侨就有黄蕴珊、施明、陈金方等人。黄蕴珊以治病为名，住在鼓浪屿美国教会开办的救世医院，利用外国医院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年），丘廑競联络周明辉、王金印等，在鼓浪屿设立鼓浪屿阅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暗结有志之士。后来丘、王出国，黄约瑟等继起，在鼓浪屿河仔墘（现龙头街）创办闽南阅书报社，继续开展工作。由此可以看出，鼓浪屿是当时厦门革命活动十分重要的据点。不仅如此，投身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主要会员里有多位是鼓浪屿志士，如鼓浪屿英华书院的教员陈金方、创立鼓浪屿阅书报社的丘廑競、任职三达洋行书记的黄约瑟等人。

辛亥革命期间，投身其中的爱国华侨或募集款项、招集人员，支援国内的武装斗争；或搜集战争信息，源源不断地通报给国内战友参考。福建的集邮爱好者发现：由于侨批为私人邮政，运作流程特殊，在辛亥革命期间，菲律宾同盟会多以侨批形式与国内战友通信，以绕过国家邮政系统的检查，避免收信者受到清政府的怀疑、迫害；华侨支援国内革命斗争的大批捐款，也是通过侨批汇往国内的。这些侨批已成为珍贵的史料。“漳州一带尽情如何？若尚欠人筹谋，宗明、金方、嘉（家）声等即愿驰回办理。”“现下厦事如何？务祈极力进行，联络众志。”这些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的侨批往来都是爱国志士极为频繁而有效的信息沟通。

四 抗战时期的鼓浪屿侨批

1.厦门沦陷时期的鼓浪屿侨批业

（1）转往鼓浪屿的厦门侨批业

1937年7月7日，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厦门，这一有着2000万南洋华侨的进出、每年有4000万元侨汇的接纳港，日本侵略者早已对其垂涎三尺。占领厦门，就可截断华侨汇款通道，掐住国民政府利用侨汇弥补战时财政亏空的咽喉。1938年5月13日，日军攻陷厦门。作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其时相对安全，侵厦日军暂时不敢进犯，市区的侨批局就开始陆续转移至鼓浪屿营业。至当年11月中旬，67家侨批局转往鼓浪屿营业，17家侨批局转移至泉州等地营业。1939年的数据显示：厦门沦陷初期，在鼓浪屿营运、复业和准备复业的侨批局有85家，远超迁往晋江、安溪的7家。一时间，侨批局云集的鼓浪屿瞬间顶替厦门本岛，跃升为新的闽南侨批、侨汇中转站。战时鼓浪屿的侨汇数额每年有4000万～5000万元。仅以1939年鼓浪屿侨汇额为例（见下表）。

1939年鼓浪屿侨汇额一览

鉴于侨批局在厦门沦陷期间大量迁往鼓浪屿这一史实，笔者多方查考，尝试从调查中寻找其遗迹。但由于鼓浪屿的房屋、道路早已经过多年改造，加之笔者所获取的书面资料有限，得之不多。而在林和泰信局的一张侨批封照片上，笔者找到了批封上邮戳显示的该局所在地“石码路”（见图1）。据查考，此路现在名为“市场路”。而与“石码路”咫尺相望的“番仔墓口”，是和丰信局之所在，“番仔墓口”即今鼓浪屿音乐厅所在。“和丰”与“林和泰”（见图2、图3）同是1938年迁至此处营业的。信局隔街而望，或可从中管窥其时鼓浪屿信局林立之全貌。

成为闽南侨批枢纽的鼓浪屿，在厦门沦陷期间背负的担子繁重而艰险。为了保障侨胞与侨眷的顺畅沟通，侨批局的工作人员可谓尽心竭力、冒险工作。此类事迹不胜枚举，在此仅提及两例：一为华南信局。鼓浪屿华南信局总局要把侨批及批款转到内地，全是委托亚细亚公司的员工携带到嵩屿油库（它的油轮每天都要由厦门到嵩屿往返）的，而石码局每天要派专人带回文到嵩屿去交接侨批和批款，当天早晨上路去嵩屿，下午就赶回石码。但嵩屿是抗日前线，有驻军部队的警戒地。曾有一次天气突变，阴霾密布，哨兵把带批人误认为有嫌疑者，将带批人带去见长官，长官发现一大袋侨批和现款，就留带批人在长官身边过夜，到翌日早晨方派护兵保送出禁区。另一实例为1937年成立的合昌信局。对内为中国银行组成部分的合昌信局，对外与中国银行为两块牌子，以民营信局名义开展一般侨汇业务。凭借其体制、资本、渠道和现钞等优势，合昌信局本着辅助侨胞、服务社会之精神，直接参与登门派送，并突破日寇封锁，从鼓浪屿密派干员，冒险挑运侨信过海经嵩屿转运至漳州、泉州，确保侨汇清解，在侨胞中树立了良好信誉。

图1 咫尺相望的番仔墓口（图片左边，现为鼓浪屿音乐厅）和石码路（现名市场路）

图2 和丰信局签发的华侨银行支票

图3 林和泰信局侨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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