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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主动精神的唯物史观底蕴
耿芳兵 彭庆红
［摘 要］针对历史精神的作用问题，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历史智慧，植根于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辩证统一，历史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辩证统一，历史开放性与历史实践性辩证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强调历史主动精神的唯物史观底蕴，可以有效区别于唯心史观，彰显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前提性理论意义。
［关键词］历史主动精神 唯物史观 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两次提到历史主动精神，一方面指出历史主动精神的承载者，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另一方面，强调党在引领历史变革过程中的动力作用，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就既有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研究来看，学者大多从党的百年奋斗史、大历史观等角度出发论证历史主动精神的合理性，较少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下的阐释。事实上，二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的当代创新成果，无论它在何种程度上强调精神的引领作用，其底蕴始终是唯物史观的。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阐释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依据和时代意义。
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历史精神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智慧凝聚为历史主动精神。然而，熟悉哲学史的人很容易发现：强调历史精神并非唯物史观的独创，甚至相对而言唯心史观更强调历史精神的主动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针对“精神”问题上的根本差异，以免陷入“一涉及精神，就沦为唯心主义”的曲解。
众所周知，“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依照对此问题的不同立场可以划分成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决定物质的，组成了唯心主义的阵营。反过来，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并决定精神的观点则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涉及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心史观将精神、意识、意志、绝对观念等哲学观念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而越过了考察历史中真正的人的动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追问历史动力问题上，仅仅将与人相关的动机看作偶然性的激情与怪想，最终舍弃了在历史领域中寻找动机的努力，其所考察的人不仅是非人的，也是非历史的。在历史动力问题上，黑格尔最终从历史之外的哲学意识中找到了确定性的“绝对观念”，认为人的偶然性受到这种隐秘的内在规律制约，现实的一切偶然性都是这一必然性的实现和发展阶段。不难发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学说中精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动力作用。换言之，历史即是精神的传记，精神在历史中展现为自我对象化的行动意图和发展过程，代替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黑格尔的思想形成了庞大体系，以至于凡是从唯心主义出发的观点都能在该体系中找到依据。然而，这一体系却无法在时间上得以发展，精神作为绝对观念的外化，只能在空间上扩展多样性。因而，该体系本身也只是形式和应当在历史中予以清除的非历史的观点。费尔巴哈虽然从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过程中发展出了纯粹的唯物主义，坚持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相反精神才是物质的最高产物，但并未真正理解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从众多的精神要素中指出：推动历史的根本因素归结到底是直接的物质生产，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然而，这一大众化的解释却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被误解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主张”，[3]认为历史中的精神、意识、观念、法律等非经济现象将据此从经济结构中得到功能性阐释。针对唯物史观“见物不见人”的指责，学界一般从以下角度进行回应：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与唯心史观的论战中，强调唯物史观的“唯物原则”的。第二，有必要区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其后继者在普遍化推广过程中所带来的误解。以上两种观点，总体上都坚持了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全部的意识形态，法律、哲学、宗教归根结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不得不说，这种回应并不十分充分和彻底，它仅证明了唯物史观在何种程度上“见物”，但并不能据此推论这种“见物”就一定是“不见人”，二者并非充要条件。事实上，唯物史观不仅“见物”更“见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规律学说，阐明了在政治和宗教掩盖下的人与人乃至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就历史主动精神而言，其唯物特质一方面体现为现实的人能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和总结历史规律，这种规律基于事实联系，而非人的头脑联想。另一方面，规律是客观的，人虽然无法创造规律，但是人能在创造对象物的过程中改变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和范围。正如恩格斯所言：“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4]唯物史观从来没有否认人的精神和意志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不过是形式上的意志，意志的内容则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5]头脑本身也是物质的产物。由此可见，唯物史观也讲精神的重要性，但社会意识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存在，本质上是唯物的。唯心史观夸大了精神的重要性并最终将其非人化。
无论是物决定人，还是人决定物，其实质是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对立。形式逻辑思维所坚持的因果律在理解人与物的决定关系时陷入了模糊。唯物史观所强调的辩证思维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弥合了人与物的割裂。这一思维层面的对立还体现在宏观整体与微观个别之间的绝对不相容性。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所谈的历史只不过是整体意义上的历史，这种历史是无法被个人书写的，因而也是不存在的，从而得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原因。形式逻辑思维从无时间的确定性出发理解世界，因而看不到流动的时间和相互作用的双方。换言之，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性规律，不含有任何显示历史的成分。辩证思维方式则具有内在的革命性质。唯物史观从未忽视精神的重要性，只不过这种精神不能脱离现实的人得以理解。可以说，只有先理解人，才能理解人的意志，进而理解人实现意志的实践活动——历史。至此，唯物主义与精神是非对立关系。
历史主动精神虽然植根于唯物主义，但并未忽视对理想信念的追寻。事实上，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夙愿。今天，有一种庸俗看法仍然存在，即将对精神力量的颂扬视为一种隐秘的唯心主义。事实上，恩格斯曾严厉批评了这一看法，指出“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6]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二者的差别：恩格斯批评的对象是以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席勒的“乌托邦”为代表的德意志理想主义，而非理性。表达“理想主义”的德语词“Idealismus”又常被译为“唯心主义”或“观念论”。但此二义实取自德语的“理念”而非“理想”，源于“Idee”而非“Ideal”。理想主义摆脱物质束缚，从主体出发为世界立法，从而成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者自然懂得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只不过更为看重的是孕育理想信念的现实土壤及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这一信念。就根本而言，共产主义从来都不是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应当确立的实际状况。在这一点上，有关共产主义“渺茫”的论调亟待重新审视自身，从而发现自己在批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时是如何找错了方向的。
二、历史主动精神的唯物史观依据
1.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辩证统一
在历史领域，唯物史观坚持了彻底的唯物论，即历史唯物论。这意味着：包含了以往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观念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物质生产，甚至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
唯物史观在与唯心史观的斗争中，确立了自身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一原则被指责为唯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以S.H.里格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提出：“既然唯物史观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来理解社会变迁，那么又根据什么来解释生产力的发展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简单地假设，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7]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产力具有自我演化的神秘倾向。有学者基于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基础上理解生产力的演化趋势，也有学者表示应结合生产关系情况来考察生产力性质。[8]事实上，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无法单独地发挥作用，其背后是作为主体的人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这一“发展”的观点，不是来自抽象的内在规律，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得出的实践经验。生产力的发展倾向不是自我运动的逻辑起点，而是对迄今为止已存在的社会形态的总结和归纳，因而坚持了历史领域的唯物论。
马克思从不怀疑人民创造历史，但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条件下进行创造的。无论是人的政治斗争还是阶级斗争都是围绕着经济斗争进行的。这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挥程度是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因而，人们必须放弃设定一种单纯的、直接的主体假象，而应当关注主体不断否定自身，经由实践引领历史的能动原则——历史辩证法。
一般而言，历史学从既成事物出发，研究其发展规律。这意味着所有历史中出现的对象都是可被搜集和整理的规律，这样的历史作为一成不变的既定事实集合被黑格尔批评为“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辩证法，将事物看作是过程的集合体，而非事物的集合体。这样，人们就会发现历史中的对立仅具有相对意义，绝对意义上不相容的进步和挫折也将在过程中得以阐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在于，现实并非绝对观念在某一阶段的反映，而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9]从而在历史领域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颠倒。
黑格尔将“上帝”这个宗教术语作为理性真理的象征性表达。在他看来，“上帝创造世界”这种观点作为象征性的动力过于简单，这仅表明一种精神自我显现的一次性行为，并不体现发展过程。它极有可能带来一种有关先验精神或力量的误解，而这种力量始终是在历史之外的。关于历史主动精神动力问题的探索如果仅停留在指出人是主体力量的话，将难以理解历史过程，最终也只能陷入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本学。正如恩格斯将唯物辩证法看作“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一样，[10]在历史领域强调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能补充这一不足。
历史辩证法作为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提供了历史与人辩证关系的张力。对马克思而言，“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1]如果不理解辩证法，那么这一表述将在因果解释时候带来迷惑。[12]如果仅从“原因、条件、决定、前提”等语词的形式来肢解人与历史的关系，那么方法就只能是非历史的。
列宁曾提出过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的统一的论断，在历史领域，辩证法不仅是观察历史的方法，也是关于历史过程的方法，这是辩证法的双重特性。[13]虽然现实的历史过程常常曲折前进，如果处处跟随着它，就会打断思想进程，从而成为“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14]即使是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也客观地评价道：尽管形式抽象和唯心，但“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15]简而言之，有关辩证法的研究，既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
2.历史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辩证统一
历史主动精神集中体现了历史规律性和历史选择性的辩证统一。历史规律性指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趋势坚定不移，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唯物史观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进化论，但并不反对进步的观点。在哲学史上，进步、进化、演化、发展等思想长期以来一直与唯物主义相联系。一些达尔文社会主义者据此追问，为什么历史领域不能遵循这一物质规律？事实上，如果将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挪用到历史领域，就将陷入历史目的论的陷阱。在理解进化时，一些学者坚持“一种从不完美到完美的近乎目的论的观点，从而具有了方向感”。[16]进而将唯物史观指责为一种历史目的论，然而这不过是通过假定的历史运动投影到真相上，从而建构一种理念真实性的唯心史观。他们的常见观点是，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因为它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特意设计出来的。共产主义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它存在的目的而非条件。如此，掩盖在历史目的论意图下的共产主义就成了被历史虚无论指责的重灾区。
不同于进步历史观中的简单直线运动，唯物史观清楚地表明具体历史发展中经历的曲折、反复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后退现象，是总体意义上的进步过程。实际上，共产主义作为现实运动，与历史上其他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将自身形成的前提立足于前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7]由此可见，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区分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是马克思的一贯想法，这不仅是论述需要，更是现实客观规律的总结，不能将其头脚倒置，否则将走向“预先知晓的宿命论”。[18]
在历史的动力问题上，唯物史观并未像唯心史观一样将暴力、斗争、占有、抢劫等偶然性视为历史动力，而是认为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归根结底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9]其基本形式是物质活动。这种历史必然性体现在一定的历史主体的活动之中。所以，如果仅仅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等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只看到客观规律的决定性，就会忽视历史主体的意志、目的等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面对历史，人的活动不是受动的，而是主动的。主动是对历史主体的性质描述，证明人在历史中发挥着根本区别于动物的自主活动。诚然，在唯物史观中人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主动精神将受制于其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不仅是活动条件的产物，也在现实中创造这一条件，从而创造自己的历史。
关于人创造历史的说法，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将人创造历史视为历史决定论的表现之一。在波普尔看来，历史决定论的问题之一在于有关个人的行动或反应的“测不准原理”，[20]即关于预测个人未来行动的确定无疑的预测是永远不可能的。然而，这不过从“科学”的观点发展出来的臆想的人而已，实际上个人的出发点不过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21]有个性的个人、个人生活的偶然性都应回到其所处的阶级得以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相比之前的确更自由一些，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更加屈服于物的力量。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生存条件，才能使人的个性得以真正实现。
唯物史观并未简单停留在“人”创造历史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上，而是更深入地考察到底什么样的人创造历史。这是物质生活条件对主体的初步选择。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借助分工的方式将个人能力转换为物质力量，这意味着，个人需要在共同体中通过联合的方式才能获得能动性，这可以看作唯物史观对历史主体的进一步选择。就方向而言，只有起推动历史发展作用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选择性集中体现为以共同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人民群众通过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创造历史，这种创造离不开集体意志，也无法与个人意志割裂，而是体现为历史合力的形式。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主动力量。“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2]
总之，在社会历史更替中，人民群众都以其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但人民做出何种历史选择归根结底来自历史客观规律，在这一条件下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无产阶级成为人类解放的“心脏”，二者形成了辩证统一关系。
3.历史开放性与历史实践性辩证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依据历史既成事实，从而形成历史范畴、历史理论乃至历史规律。历史规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在现实中得以验证，以及新情况提出的挑战和质疑，其实本不是历史规律必然理会的诘难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的理论，有必要从理论自身出发应对问题，从而区别于以往的一切教条主义。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宣称自身是唯一真理，是能广泛适用于一切时间、地点和条件的规律。历史中的真理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否则就只能停滞不前，从而丧失真理。
M.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曾说：“历史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名称，永远向发展新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敞开着。”[2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是一个开放体系，在理论传播中不断地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新理论不断地丰富自身。然而，在传播过程中正统与创新的界限却并不十分清晰，尤其是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且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直难以有定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来看待，比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仅仅针对其所处时代的问题，无法对今天的新情况给予指导。这相当于只承认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时间段的真理性，虽然理解了历史的发展，但忽视了理论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渗入了形而上学的静止性和机械性。
当然，历史中有一些所谓的“创新”未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底线，从而走向了背离。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使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迫切问题。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从根本上否认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篡改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根本对立的。譬如，伯恩施坦强调人只是“一个观念或一系列观念”，[24]在他看来，人的观念才是历史发展的“正当原动力”，[25]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铁的必然性，所以人只能违反意志而执行任务。不得不说，伯恩施坦的“创新”是以彻底清除辩证法为目的的，因而他只能在非此即彼中理解人和物的关系。在对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崛起了一大批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丰富了历史理论的开放性阐释。
历史开放性的根基在于实践活动，借助实践活动，人得以理解和创造历史。通常来说，实际的历史进程往往包含着诸多的偶然性，但并非意味全然不可预测，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性规律。至于这一规律能把握到何种程度，还需依靠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以往有学者为了彰显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然而，谈及实践，必定得在历史中得以理解。根本而言，现实也不过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已过去的现实而已，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在历史实践中，马克思表示：“历史不过是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26]换言之，历史实践离不开人的“对象性的活动”，[27]这一活动即为“物的”“客观的”的活动。
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意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历史主动精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决议》中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百年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而得出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群众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盛赞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28]尽管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这种革命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尤其是为历史必然性的实现指明了道路：推动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在于人民群众。长久以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也强调历史主动精神，但仅仅强调英雄豪杰等统治阶级的意志、精神、主观选择的重要性，忽视了广大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劳动人民。唯物史观中的人是社会中的“现实的人”，这样的人基于物质利益结合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过渡到阶级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意识到了阶级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是向外寻求“有教养的”阶级的支持，并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只能陷入空想。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差异在于已经认识到“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9]工人只有联合起来，在先进政党的引领下，才能将自身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出来。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使命并且为了更有组织的斗争，建立起了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
共产党在历史中集中代表人民群众的主动力量，同其他的工人政党相比，“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阶级斗争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0]共产党人了解无产阶级的困境和行动的条件，因而比一般的人民群众更为先进和坚决，在阶级斗争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作为历史中的杰出人物、政党领袖，组织并领导了群众的斗争行动，发挥了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重视理论武装和精神力量在党建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在今天，无论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党的风骨品质”还是“伟大建党精神”都根本上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联系在一起。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党的立足之基。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群众实现奋斗目标。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实践使追求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逐步实现。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并确证自身的行动。根本而言，“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31]尽管，今天《共产党宣言》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宣言，但是在1848年当马克思、恩格斯向世界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振奋人心的口号时，响应者寥寥无几，工人就是否拥有这一信心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的问题上，抱有怀疑态度。然而，到了1864年时，已经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1889年，这一联合起来的口号不再停留在宣传，它在指导巴黎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过程中发挥了实际的引领作用。在俄国和中国也是如此。俄国的农民公社作为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制度，是否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而不必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最初恐怕只是设想。随着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一设想被俄国革命实践所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走向联合，取得革命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最终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这一伟大主题凝聚成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阐释。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此过程中，党始终带领人民发挥着历史主动精神。这一精神也将在未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上发挥作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历史主动，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从唯物史观出发，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离不开对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的客观把握。只有立足于实际，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抓住矛盾、总结经验并预测未来，坚持唯物史观，这是党能始终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客观基础。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坚持自我革命，“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33]这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源泉。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来源于历史基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在改革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促进发展理念的创新，最终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凝聚起来，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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