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出好戏》中，可以看到人类社会从“丛林状态”到“文明秩序”的演变过程，也是从枪杆子到钱袋子到笔杆子的转换过程。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礼崩乐坏”，能否沙盘推演出社会重建的路径，以及每个人在其中可能做出的选择？

一、《一出好戏》引发的思考

《一出好戏》不得不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国产作品。至少，中国电影会好好讲故事了，有结构，有节奏，有锐度，有张力。再拔高一点，是带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我甚至不相信中国的编剧和导演有这样的叙事和表达能力。

果不其然，有人说抄袭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蝇王》。对比一下，有一定的雷同度。但是，对于艺术作品来说，也不能说是谁抄袭谁，应该说是一种传承和发扬。要不人类思想和文明如何保持连续迭代，牛顿不是也说他的思想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中国电影的叙事能力还不够强，进口一下国外的思路也是无奈之举。总之情有可原，不该扩大严重性。当然，这样的事是有底线的。

然而再深扣一下细节，就会发现有些环节并不是太合理。在讨论剧本的时候，黄渤应该找几个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专家参与进来提供专业意见。比如，在老板张总找到一艘沉船并开始确立易货规则之后，在人数众多并且以暴力为基础的小王一方竟然没有采取抢夺的举措，就接受了张总对沉船的产权归属和他定下的交易规则。另外，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私有制和产权界定产生的情况下，以扑克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系统竟然可以流转起来，这是严重违反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谁都知道，暴力资源在丛林社会的秩序重建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货币发行和交易的前提，是私有制和商品的产生。货币经济不可能出现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之前。

《蝇王》Lord of the Flies

《蝇王》的故事情节倒是建立在混乱的暴力行为之上。不过那是一群孩子，他们内心的野性还没经历过社会文明和理性的熏陶。它展现的是人性之恶，这在逻辑上反而更能说得过去。

实际上，《一出好戏》呈现的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实验：当人类文明的旧有秩序被颠覆以后，新的秩序如何确立。这里面既有社会学、又有政治学，还有经济学和演化理论的思想在里面。如果大家读过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应该看出整个电影的故事情结，叙述的是一个社会形态的进化过程。

为了保持逻辑演进的完整性和体系化，我们将支配社会运行的权力分为三个：暴力和政治、经济和财富、社会共识和意识形态，可以通俗的比喻为“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

游船失事漂流到孤岛上以后，胡宾塞说的社会进化就开始了。

二、第一阶段，枪杆子为王：丛林社会下的无政府状态

政治学家说过，渴望被统治是人的本能和刚需。和平时代的你们会否认这个观点，但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确可能如此。

沉船刚漂流到孤岛上之时，人们的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文明社会相联系的身份和地位失去意义。尤其是大家认为文明社会已经消失之后，这种集体心理状态更加严重，因为人们失去了依赖文明社会规则的认知和强制执行保障。文明社会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一个以暴力机关为保障的契约和认知网络，这个契约有正式的比如法律文件，也有非正式的以共识和社会习俗及舆论谴责为主的软规则。规则的确定，最终靠的是国家暴力机关。

人们到荒岛后的最初阶段，面临着一段权利和规则真空状态。但是也不是完全的真空。因为毕竟人们不是猴子等低级动物，也不是来自古代文明的人群，而是都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当然教育程度有高有低，导游小王和保安受的教育相对少些，但基本的文明素养还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下重建秩序，跟霍布斯说的最原始的丛林社会状态肯定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此时人们的主要问题是，生存以及心理的安全感。这二十几个人，注定面临着一次复杂混乱的洗牌过程。

在这种半丛林社会下，基本的生存技术和暴力能力，成为最核心的人力资源。于是，在原来人类文明社会秩序下处于底层的导游和保安，因为武力和“暴力执行力”，开始从秩序的底层迈向了权力的顶层。编剧特别巧妙的地方在于，赋予了导游小王其它双重职业身份：退伍军人+动物驯养员。这其实暗含着对霍布斯丛林社会的隐喻。

这样围绕核心能力资源的权力秩序重构，在生存和心理恐慌的环境里逐步完成。导游小王也取得了山中大王的角色。坐在舒适的南极熊皮石头宝座上，对来自文明社会的老板、教授、白领颐指气使、拳打脚踢。他在用训练动物的手段管理一群来自文明社会中的人。他不会讲故事、不会灌鸡汤、不会打鸡血，不会传播价值观。他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驯养动物：体罚或者饥饿惩罚。当然，也开始慢慢出现围绕枪杆子出现的阿谀奉承的文人，比如教授和公司的原办公室主任。

三、第二阶段，钱袋子为王：经济驱动下的部落组织状态

当以采集野果为主的暂时生存状态基本结束以后，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荒岛上长期生活居住的问题。这就需要建立基本的生产和分工组织。这种组织最原始的状态，就是部落。导游小王是部落的酋长，他开始带领大家采集野果、狩猎和其他基本的生存技巧；同时也通过暴力和生存威胁维持着基本的秩序。

当过渡期的问题得以解决，人们从文明社会失散在岛上的心理恐慌也明显缓解以后，其他的问题就开始逐渐出现。当人们获知回归文明大陆无望的时候，就需要立足当地建立体系化的生产和分工社会，为长期生存生活的问题做打算。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经济管理思想和手段的导游小王和他的管理团队公司保安，就显得无法与这个阶段的组织目标相适应。尤其是，在人们的心理稳定以后，对那种驯养动物式的管理方法也开始反感与厌恶。毕竟，他们来自人人平等作为共同信念的文明社会，21世纪的社会。

于是，当老板张总找到了新的资源——大型沉船——的时候，整个岛屿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了一个水平，孤岛开始从木石阶段，直接进入了石油和电力阶段。人们有了渔网，有了电，捕鱼的生产率大幅提高。在经典的经济学模型中，这属于技术突飞猛进的进步，属于典型的外生冲击。很显然，生产力的提高，将影响到生产关系和政治秩序等上层建筑。这个时候，经济资源的分配、组织、生产、流通、交易，都已经变得复杂。这一切肯定不是部落酋长小王所能理解和解决的。

这个时候，原先文明社会的商业精英张总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运用过去的商业思维和模式，开始建立按照自己构思的商业王国。并建立了自己的货币体系，以扑克牌为信用符号，背后靠鱼为发行准备的货币体系。一个以“钱袋子”为核心的经济社会体系竟然可以很快在这个孤岛上运转起来。而且，还被一个叫马进的聪明商人，通过传统囤积居奇的手法把体系给搞乱，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经济危机。最后两个部落发生武力冲突，整个社会又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然而，注意了，从丛林社会到商业秩序的重建，从以“枪杆子”为主，转向以“钱袋子”为主，并不是那么简单——电影中仅仅是安排两个部落在沉船中碰面后不欢而散。政治和社会理论告诉我们，商业社会是一种契约社会，但契约的执行必须依然依靠暴力机关，也就是枪杆子。所以，枪杆子的力量长期存在，只是不会轻易使用。因为社会文明的进步，让人们对枪杆子的支配权和合法性存在一种审慎的认定。

而在孤岛社会中，钱袋子社会的运转，必须以枪杆子为基础。因此，在张总发现沉船后，没有任何暴力保护措施就能让小王承认这是他的产权，在逻辑上并不能完全说通。虽然他们都是来自文明社会，有一种“先占为优”的共同认知，但是不足以在这种环境下保证这种信念牢固维系。没有暴力为基础的社会基础很脆弱。

因为，这还涉及到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一个核心的认识是，产权的界定是需要成本的。在半丛林社会下的产权界定，需要的是暴力成本。因为对于沉船这个巨大的“财富”，没有暴力作为护城河，根本就无法保证所有权。所以如果老板张总在发现沉船后立即组织“军事”团队，将部分资源投入到暴力生产和训练上，以保护私有或者团队私有产权，才是符合逻辑的。继而，钱袋子体制即他设计的商业体系，也应该以枪杆子为保障，否则发生侵权和纠纷无法协调解决后，最后还是依靠强制执行。

如果枪杆子不重要，那么现代大国每年几万亿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什么？文明社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当时的半丛林社会。当然，黄渤可以跟我说这是因为人性的善良，文明人到荒岛上还没退化到那一步。那就只能说明他对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险恶认识还不足。

四、第三阶段，笔杆子为王：信仰驱动下的认知共同体状态

《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说，讲故事的能力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别。荒岛的文明演进史，不可避免的进入下一个阶段，公共认知和信仰社会。在生产力可以满足人的物质和生理需求后，对一些根本的、所谓形而上的问题开始不断的追问。很简单，在这个荒岛上，这一群人究竟为何而活，他们将是谁？未来在哪里？是否就在这个孤岛上了此一生？这是每个人面对大海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尤其是作为来自文明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于是社会开始进入新的时代，需要为这个孤岛社会赋予存在的意义，构建一套可以让人们有希望和盼头的社会价值体系。与“钱袋子”社会下商业精英的时代不同，这个时代是知识精英的时代，是意见领袖，精神领袖，甚至是宗教领袖的时代。礼崩乐坏之后，人们的社会共识需要重建。首先需要构建一个共同认知联盟。

很多人对此不太理解。实际上，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便是看有多牢固的共同价值观。这也是一个社会或组织的韧性所在。人们内心越是惶恐不安，对理念，思想，信仰，乃至宗教的需求越是浓厚。这个需求如果满足不了，这个孤岛上的人们，尤其是认为旧有人类文明大陆已经消失的人们，就可能会患严重的精神疾病。都市生活的副作用之一，便就是越来越多人染上了精神疾病。

马进就是看到了这个趋势，在两个部落争斗的迷茫中提出了“新大陆”理论，并通过富有感染力和场景性的演讲，将其上升到某种宗教意义的高度。寻找新大陆和新世界成为一种社会理想，由此赋予了荒岛人新的人生方向。萨特说人的自由之苦在于害怕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担负责任，由此懦弱的个体愿意躲在狂热的集体背后。马进站在沉船上，为混乱中的人们指明了方向，阻止了他们进一步的滑向人性的堕落。马进也成为岛上的精神领袖，在规格上大于军事领袖枪杆子小王，也大于商业领袖钱袋子张总。马进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甚至统一了岛上居民的服装，让自己更像一个宗教领袖。

然而这个故事，需要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旧的文明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假如不是这样，马进的故事和宗教领袖地位将一起坍塌。所以，当他和弟弟及小王发现游船和人类社会没有被毁灭的真相以后，就准备隐瞒真相，并将发现真相的小王塑造成了神经病人。其中的内涵的映射便是，在一个集体社会里，真相和谬误之间，不过是毫厘之间。说出真相的先知，往往会经受危险的命运。

五、假如社会真的崩溃

一出好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对社会秩序，制度文明，内心深处的信念，忠贞不渝的爱情，要有足够的珍惜和尊重。社会秩序并不是那么坚固，一个生态灾难的大浪，或者是社会暗流的大浪，都可能带来原有秩序的礼崩乐坏。

然而，要相信人类文明的积淀，社会秩序的韧性：当正式的社会规则崩溃，信仰，认知，社会风俗，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就会起作用。当然，丛林社会下人们会更加依赖和崇尚暴力资源。但人毕竟不是动物，终究决定社会重建成本的是，人内心的善良和理性。在同样的混乱场景下，不同素质的人群表现出不一样的自发秩序。灾难频发的日本给出了好多优秀的历史经验。但是我们国家呢？

在中国社会的大转折时代，人们出现了焦虑，迷茫，甚至有些恐慌。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太快，人们在短时间内获得财富之后的那种害怕得而复失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新中国建立后，枪杆子带来了独立自主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后钱袋子带来了生活温饱和财产积累。进入新时代，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还需要信仰体系下的认知共同体。这个时候，作为笔杆子来建立社会价值体系的知识阶层，就应该有更多的担当和机会。这是这个社会和这个文明的韧性所在，也是这个民族历史上历经多次劫难后依然可以重新站立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