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骨头》

亚当·威廉姆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5月

定 价：45.00

核心提示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历史意味着野蛮、动荡和贫困，支离破碎的社会变局中隐含着影响历史发展的千头万绪。回忆这段历史是艰难的，就连擅长想象的小说家们也鲜有写作中涉猎那个年代的作品，直到一位外国人带着他的中国历史小说出现在读者面前。

他叫亚当·威廉姆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同时也是作家虹影的丈夫。除了经商，他还极富冒险精神，人称“骆驼骑士”，曾组织探险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古城，还曾参加古董车长途越野赛，从伦敦一路开到北京。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了三部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不久前，他的“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乾隆的骨头》正式进入中国。在书中，英国姑娘凯瑟琳来中国寻找生父，进而渐渐卷入上世纪20年代中国一些历史大事件；和她一样的几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经历过各种事件之后最终找到各自归宿……这是一本复杂而精彩的小说，兼具间谍故事、历史小说、罗曼史等色彩。威廉姆斯先生以祖辈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作为创作素材，让北洋军阀、白俄雇佣兵、中共党员、苏联顾问、日本间谍等轮番登场，情节曲折，场面宏大，被夫人虹影誉为“女性版的《日瓦戈医生》”。

读过此书的读者纷纷惊叹：一个外国人竟可以把中国的历史写得如此浪漫而精彩；威廉姆斯却说，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故事，他从中国历史里找到了好故事。近日，南方日报记者对威廉姆斯先生进行了专访。访谈中，这位“中国通”畅谈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独到见解，与记者分享了他的写作之道以及他本人与中国的不解情缘。

谈作品

我对这个译名

和中译本都很满意

南方日报：本书原名the emperor’s bones，这个书名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对中文翻译“乾隆的骨头”满意吗？

威廉姆斯：这是出版社决定的，意思是一样的，你一说“乾隆”中国读者自然会想到“皇帝”，他们可能认为在中国，你说一个具体的皇帝的名字，会比较容易吸引读者，而且书中的故事涉及到乾隆帝裕陵宝库被盗的历史背景。我对这个译名和中译本都很满意，我的爱人看了中译本，我知道里面的错误应该很少。读者们也跟我说，看了觉得没有问题。

南方日报：您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三部曲所设定的历史背景都很特别：第一部写义和团，第二部写军阀混战，第三部从新中国成立前期写到1990年。您是怎么“看中”这三段历史？

威廉姆斯：我本来的目的不是写中国历史，我也不觉得这些是历史书，这些是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我写书的主要目的是说故事，说人的故事——人的生活和人的困境，人与人的爱情以及人与人的恨。我觉得中国19世纪的历史和欧洲很相似，两者都有一个固定的政治制度，有很悠久的历史；在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发生了1911年的革命；旧的制度在消亡，新的制度在产生。这是让我感兴趣的——一个人要怎样面对改变？当他所熟知的一切全部消失的时候，他该怎么办？20年代处在巨变之中，清朝遗留的问题还没解决，没有人知道哪条路走得通，1927年4月12日上海屠杀以后，谁又知道共产党还会存在呢？所有后来历史的种子都埋在20年代。

我的小说本来是写给英国的读者的，我希望他们可以通过中国的情况来反观自己已有的认识。我不但说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生活，我的小说里也有外国人，因为我的家庭住在中国，所以这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这也是我的历史。

南方日报：您的夫人、著名女作家虹影称赞这本书是女性版的《日瓦戈医生》。还有读者说，《乾隆的骨头》是关于青春和成长的，讲的就是以主人公凯瑟琳为首的青年们，在迷失方向的二十年代经历的残酷青春，一个从新兵变成老兵的故事。您对这些评价怎么看？

威廉姆斯：当然，这也是我想表达的。这本书主要写的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一样好，都是为了国家，有的加入共产党，有的加入国民党，有的认为军阀可以救国。他们经历了很多，也都被生活改变了。每个人都尝试通过各自经历来了解世界，找到一种内心的“和平”，我的女主角凯瑟琳最后找到了她的和平。书里有两个女孩，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她们两个都被伤害过，一个要找她父亲，一个要找她的国家，她们都走错了很多路，都没有找到她们原来想找的东西，可是她们找到了一种“和平”。我想，不管是哪个时代的人，你通过你的生活最终找到一种“和平”，那这就是成功的人生；如果你可以原谅人，你可以找到“和平”，你会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人。所以这本书不是在写中国20年代的历史，而是中国20年代背景下的一些人，通过经历最终找到他们的“和平”。

南方日报：您说这本书主要写的是理想主义者，这是您对年轻人的期望吗？

威廉姆斯：我父亲跟我说过，如果你20岁时不是理想主义者，那是没有良心；如果40岁时还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那是缺乏头脑。年轻人想要开拓一个更好的世界，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没有经验。我想，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剧。那个年代的中国年轻人干了一件在历史上很伟大的事情，他们真的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谈写作

不管真实还是虚构，我写的都是故事

南方日报：作为一个外国人来书写中国历史小说，您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和吸引力何在？

威廉姆斯：我的中文不够好，所以看过的中文历史资料少，但是我写中国20年代的故事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那时有很多外国的历史学家、记者、研究者写中国。当然，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历史不是最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人的日记、自传等等，这些可以帮助我想象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很多人问我：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怎么能写中国的历史？其实，法国人也会写英国的历史，德国人会写法国的历史，不管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的想法、做法，他们的悲喜、爱情是相通的。正如一个中国读者读《飘》，同样会进入女主角的内心世界，会变成她，而不会想着：哦，她是一个外国人。

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愿望：读者能够相信这些人物和故事，关心这些角色的命运，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小说成功的关键。如果读者不相信你写的这些，那就是一本“坏的小说”。读者愿不愿意读，是一本小说面对的唯一测试。

南方日报：您说过，“最好的故事在历史里面”，怎么理解这句话？在您心中，“好故事”的标准是什么？

威廉姆斯：我的意思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写的这些都是故事。我不写历史，只写故事，你可以在历史里面找到好多值得写的故事，很多素材可以变成很精彩的故事，而且它们跟现在的生活关系密切。

最简单的标准是，给读者娱乐，让他们想象：如果他们是故事的主人公又会怎么办？或者某天下午没有事干，愿意拿出四个小时看书，这也是对故事的肯定。我每本书的深处都有我想表达的主题，读者可能更关注情节的推进，但如果这些主题和想法能够影响到读者，那就很好了。

南方日报：您说过您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您会基于历史的虚构，而不会篡改历史，“故事像一只手伸进一个刚刚合适的手套里。”您如何把握历史和虚构之间的“度”？

威廉姆斯：一旦你把自己虚构出来的人放到历史里面，那就已经不是历史了。为了你的故事，有的时候你需要改历史，比如，我觉得书里“挖乾隆的骨头”是一个很特别的象征，在历史上，1928年孙殿英挖开了裕陵，挖了乾隆的骨头和慈禧太后的骨头；而在我的故事里，我让事情在1924年发生在我的人物身上。但有的事情你不能改，比如你不能说北伐战争的结果是军阀赢了。我个人比较认真，喜欢让我的小说和历史配合好，可能会把在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挪”到自己的人物身上，但是我不会篡改历史。

人物名片：

亚当·威廉姆斯，中文名字，叫“韦蔼德”，英国人，作家虹影的丈夫，英国怡和集团中国有限公司首席代表。他的家族四代人都在中国生长和工作。他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在香港台湾学修中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着迷。

◆谈生活

我和虹影写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

南方日报：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家族四代与中国都有不解之缘，中国、中国人还有中国文化，对于您的影响有哪些？

威廉姆斯：我很习惯这里的生活，习惯这里的吃的、这里的气候、这里的幽默，我是在中国长大的，这是我一辈子认识的地方。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非常富有，但是富有和贫穷一样都会产生问题，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回顾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大国，你会发现争做“第一”“最强”意义不大，这些提法不大会影响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人还是人。

南方日报：在谈论这本书时您说过，中国上世纪20年代的一代人都处于lost（迷失）的状态中，怎么理解当时那种“集体迷失”？在您看来，当今的中国人是否也是“迷失”的一代？

威廉姆斯：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军阀割据，这是很混乱的时代，有很多中盛行的思潮，但几乎没有一个能让别人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因此人们处于一种普遍的迷失当中。

生活一直在变，现在中国也面临着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你可以说这是“迷失”，但相比20年代的“迷失”，现在的“迷失”是好问题，是因为发展而出现的问题，可能有时候需要停下来反思一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太物质了？是不是在文化内涵上有些欠缺？

南方日报：您和您的中国夫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您在写作中会常跟夫人交流写作吗？

威廉姆斯：2004年，我的第一本小说刚出来，在朋友家举办的有关新书的聚会上认识了她。我当时没听说过虹影这个人，所以我用一个小时告诉她什么叫代理人，什么叫出版社，你该写什么样的信给出版社……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她在中国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作家，在25个国家出版过几十个版本的小说作品，而我才刚刚写了第一本书，我竟然教她怎么写书？还好，她一直很有耐心地听我说话。后来，虹影到意大利威尼斯参加一个会议，我告诉她我在意大利有房子，每年冬天都会在那里写作，所以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有一天晚上，我们原本打算去一个海明威曾经去过的酒吧，结果那个酒吧关门了，我们只得另外寻找别的地方。威尼斯的冬天，街上没有人，很安静，月亮很圆，到处都是老旧的房子……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我正在写“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每写完一章就念给她听，可是她不想听，因为她一般是写完了故事才会告诉别人。我们经常交流写作上的问题，虽然最后写作上的问题还是要自己去解决。假如你身边也有一个人写东西，你会跟她交流写作上的问题，她不一定能给你解决的方法，可是她能理解，这种沟通上的共同语言让我非常珍惜。

南方日报：您和她是如何互相影响写作和对世界的认知的？能透露一下您下一部书的写作计划吗？

威廉姆斯：我们两个人写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书，但是我们相同的看法是以人为本，我们关心的是人和发生在人身上的故事。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写书而产生矛盾，我们在意大利有一座房子，每天夏天会在那里写作，她的书房在楼上，我的书房在楼下，两人离得这么远，怎么可能吵架呢？写书应该是一件有点寂寞的事情，所以写作的时候，房子里只有你和电脑相处就好了。

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11世纪的埃及和中东遭遇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我不是专职作家，我有一份工作，它占用了我大多数的时间，这两年工作很忙，所以写得没有那么多了。我的公司很好，每年给我两三个月时间让我在家写书，这是我主要的写书时间，其他的时间我做我的工作，同时想想将来的写作计划，然后到下一个夏天再写。

南方日报：您的阅历十分丰富，热衷冒险，还自称“骆驼骑士”，这些经历对于您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的小说情节波澜起伏，也是这种喜爱冒险的个性所致吗？

威廉姆斯：我希望我的书充满悬念，读者看完第一页猜不到第二页会发生什么。这些冒险经历只是玩儿，我们的一生很短暂，世界上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如果你不偶尔从工作中“逃走”去认识和体验新的东西，是很大的浪费。你也可以说，写书是一个从实际生活中“逃走”的借口。

南方日报记者 郭珊 实习生 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