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齐裕焜

主讲人简介：

齐裕焜，1938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65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国讽刺小说史》《明代小说史》《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历史小说通史》《独创与通观》《水浒学史》《学理思考与文本细读》等。

编者的话：

在民间传说、说书艺人和戏曲作家创作的基础上，由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集成创作的《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名著，也是一部备受瞩目的文学奇书。千百年来，《水浒传》的阅读方法、人物故事、价值意义等是人们不断讨论的热点话题。如何在当代语境下深入理解和把握《水浒传》的经典性和价值意义，本期讲坛邀请著名《水浒传》研究专家齐裕焜教授细细讲述。

《水浒传》的艺术价值

如果说人们对《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有针锋相对的看法的话，那么对它的艺术成就却一致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一部作品要成为经典，首先艺术上要成功，才能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神态各异、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在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塑造人物，所写的人物性格“大半粗豪”，是比较近似的。但是，作者能使这些比较近似的人的个性分毫不差地呈现出来。金圣叹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水浒传》序三，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贯华堂刻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一。以下所引金圣叹评语均见此书。）当然，这个说法有些夸大，并非一百八人都个性鲜明，但至少有二三十个主要人物，确是写得生龙活虎，鲜明生动。

一、塑造传奇式英雄

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三国演义》浓墨重彩反复描写和渲染人物的性格，这就像我国的年画一样，用非常鲜艳的色彩画人物，大红大绿，用这样的办法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如毛宗岗所说的“三绝”：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

《水浒传》紧扣人物的出身、生活遭遇、生存环境等，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丰满，因而获得了高度评价。拿林冲与武松来说，林冲有个小康之家，过着平静的生活，突然遭到迫害，他的性格就从“忍”到“忍无可忍”，从懦弱变为刚烈。而武松是“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的传奇英雄，他有勇猛的性格，敢于反抗压迫和欺凌，他的问题不是软弱，而是容易被拉拢利用，以致上当受骗，险些被张都监害死。当他终于识破敌人伪善的阴谋，抛弃了对官府的幻想，才投身义军。他勇猛的性格没有变化，但是作者表现了他勇、细、狠、趣等不同的性格侧面，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

传奇性和现实性的结合。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诗人塔索在论述英雄史诗时曾说过：“逼真与惊奇，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互相排斥的。尽管如此，逼真和惊奇却都是史诗必不可少的。优秀诗人的本领在于把这两者和谐地结合起来。”（塔索《论诗的艺术》，《西方文论选》196页，译文出版社1988年。）只有这样传奇英雄才真实可信，亲切动人。如何做到这一点，金圣叹做了很好的概括：“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金圣叹《水浒传》第二十二回评语）就是写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要有最贴近日常生活的情景，使读者觉得那些惊奇的故事，是可信的、真实的。武松打虎是传奇故事，但他打死老虎后，想把老虎拖下山岗，但是“那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力气，手脚都酥软了”。他想到如果再出现老虎，“却怎地斗得他过？”所以“一步步捱下岗子来”。一个“捱”字，把他的疲惫写出来了。当他走了不到半里路，见到披着虎皮的猎人，以为又遇到老虎，不由得大惊失色道：“啊呀！我今番罢了。”这些描写都非常真实，既写出武松浴血奋战的艰辛，又使英雄人物亲切感人。如果武松打死老虎后，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满怀豪情地说“就是再来一群我也不怕”，那就使传奇故事失真了。

传奇性和现实性的结合还体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周围环境，对陪衬人物，对市井生活和风俗习惯也有了较为精细的描写。

人物的个性化。容与堂本的评语中说：“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明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三回评语，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以下引文均见此本。）

“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这句话极为精当地概括了性格刻画的要点。既是“同”，就是若干人物性格相近相类；所谓“不同”，就是在相同类型人物中又要写出他们彼此相异之处，而不要雷同。鲁智深是鲁而智，勇猛而又细致；武松是鲁而冷，勇猛而冷静；李逵是鲁而蛮，勇猛而蛮干。“同而不同”也可以指相类的故事，写出其不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江州劫法场李逵从茶坊楼上跳下，与大名府劫法场石秀从酒楼跳下；武松景阳冈打虎与李逵沂岭杀四虎；“汤隆赚徐宁上山”“吴用赚玉麒麟”“吴用赚金铃吊挂”等等，事件类似，但发生的原因、处理的方式各异，作者采用的写法也就不同，然而却能各放异彩，各极其妙。

作品还通过对比、烘托刻画人物的个性。如林冲和武松到牢房后，两人的态度完全不同，林冲给差拨管营送钱，求免打杀威棒；而武松却声言：“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对相送！”

二、曲折变换的叙事手法

《水浒传》叙事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情节的曲折性与人物刻画的统一。鲁智深的性格是在“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紧张曲折的情节中展开的。

小说中用曲折多变、波澜起伏的情节构建了跌宕起伏的人生，表现人物性格，因而人物的外貌、性情、内心活动以至生活环境都是结合着情节展开的，没有离开人物的情节，也没有离开情节的人物描写、环境描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雪”是全部情节发展的关键。随着情节的发展，作者一路点染，三次写到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同时，没有大雪，林冲不会到市井去沽酒；没有大雪，两间草厅不会被压塌，林冲便不会夜宿山神庙。自然景物又关联到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发展。还有林冲刚到草料场时，这样描写环境：“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屋早做着仓廒，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接连点出三个“草”字，为后文起火预作布置。

为了让故事曲折变幻、吸引读者，作者围绕着人物性格和故事的进展，使用了悬念、巧合、伏笔等笔法。《水浒传》叙事不但能曲折生动，而且表现不同美感类型情节的紧密相间与急剧变换。

三、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

唐、宋以来，建筑在口头叙事文学基础上的变文、话本之类，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发轫，但多数写得文白相杂、简陋不畅，如《三国志通俗演义》，虽以“通俗”相标榜，但由于受到“演义历史”的制约，仍显得半文半白，只是史传语言的通俗化，还不是纯熟的白话。《水浒传》用流利纯熟的白话塑造了一大批传奇的英雄人物，是第一部典范的白话长篇小说，不但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作小说已经成熟，而且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水浒传》和《红楼梦》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语言的最高成就，而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前者更多吸收民间说唱文学的语言成就，带有更浓烈的民间文学色彩，更生动泼辣，酣畅淋漓；后者更多吸收了传统诗词、散文的成就，带有更鲜明的文人创作的语言风格，更清新自然，典雅秀丽。

《水浒传》的艺术价值还表现在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水浒传》所创造的这种英雄传奇的体式，对后代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说唐》《杨家将》《说岳全传》等作品都是沿着它所开辟的创作道路发展的；同时，它对侠义小说又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如，《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施公案》《彭公案》等一系列公案侠义小说“源流则仍出于水浒”（鲁迅）。再如，《金瓶梅》就是从“武松杀嫂”这一段演化而来，武松杀错了人，让西门庆、潘金莲多活了七年，绘出以西门庆为中心的明代市井社会的风俗画，从而开启了世情小说之门。以水浒为题材的续书、戏曲、说书、绘画等，蔚为大观，精品迭出，构成一道亮丽的文艺风景线。

《水浒传》的思想价值

《水浒传》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反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发出惊世骇俗的呼声。高俅始终作为奸臣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穿全书的一根“黑线”。这个小流氓靠踢球爬上高位，在朝廷和蔡京、童贯、杨戬等勾结，在徽宗的纵容下，狼狈为奸，把持朝政。遍布各地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毛太公、西门庆、郑屠以至陆谦、富安之流。他们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残酷的统治网。在这样的黑暗社会里，贪赃枉法，民不聊生。

这样的社会现实就使反抗专制统治的行动具有正义性和广泛性。“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梁山好汉聚义，成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

其次，塑造非凡的英雄形象，歌颂锄强诛暴、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梁山好汉多是处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他们表达了渴望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锄强诛暴的道德观念和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阳刚之气。《水浒传》之所以令千千万万读者爱不释手，世世代代永久传颂，就在于它塑造的传奇英雄和宣扬的民族精神。

最后，歌颂“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理想。它写的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他们中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也有“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他们中有的儒雅风流，有的纯朴粗鲁，有的文笔精通，有的武艺高强，“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每个人物都是英雄，但任何个体又离不开英雄的群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特长，但在集体中都能和睦相处，各显所长；每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但在集体中都能平等相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一家。《水浒传》创造了梁山泊这个理想的小社会，寄托了古代人民乌托邦的梦想。

对《水浒传》的主题有多元的解读。诲盗说、封建统治者说“此贼书也”。于是下令，“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清代小说家俞万春等文人也说“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还写了一部《荡寇志》与《水浒传》对抗，妄图抵消《水浒传》的影响。随着时代进步，诲盗说基本上销声匿迹了。没想到，这几年沉渣泛起，竟然有人又倡诲盗说。

明代后期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提出“忠义”说。李贽的这篇序第一次把《水浒传》中的“强人”与“忠义”联系起来，把《水浒传》的思想性质抬高到儒家伦理价值的高度。李贽的观点影响很大，赞成他意见的不少。如余象斗认为水浒英雄“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明万历双峰堂刊本《水浒志传评林》卷首《题水浒传叙》，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本，1991年。）

新中国成立后，《水浒传》被称为“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这种观点长期居于主流的支配地位。近来颇受质疑，主要是认为书里没几个农民，没有反映农村生活，没有提出土地要求。但是《水浒传》深刻地反映了义军从分散、自发的反抗发展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的历史进程。“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只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个英雄好汉。搅扰得道君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如果还不算农民起义，那历史上还有农民起义吗？所以，农民起义说也有其合理性。

市民说认为小说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一个市井社会。英雄人物，没有农民的气质，而具有江湖豪侠的品格。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人们把《水浒传》看作我国长篇侠义小说的开山祖，是有道理的。

再看“忠奸斗争”说。施耐庵等人是封建社会里的进步文人，他们并不理解也不赞成农民起义，而是看作是“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因此，小说中忠奸斗争贯穿了全书。

忠义说、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忠奸斗争说等等，这几种观点都包含着合理的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小说丰富复杂的思想。但忠义思想是主调，是以忠义为基调的合奏曲。因此，它的书名是《忠义水浒传》。

作品写一群“大力大贤”的人，宋江是中心人物，也是最能体现作者思想和创作意图的形象。他“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即使走投无路，只好上梁山，也“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

《水浒传》的时代价值

现在，我们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全新时代，还有必要读《水浒传》吗？我认为，和阅读其他经典名著一样，是十分必要的。

《水浒传》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封建专制社会，展示了一个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市井社会，看到奋起反抗的英雄，也看到忍辱失语的小人物，这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对社会的认知。它表现我们民族精神中的阳刚之美，豪放美、粗犷美；它没有丝毫的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直的阳刚之美和气势。这种美的形态是从宏伟的力量、崇高的精神显现出来的，它引起人们十分强烈的情感：或能促人奋发昂扬，或能迫人扼腕悲愤，或能令人仰天长啸、慷慨悲歌，或能教人刚毅沉郁、壮怀激烈。（参看宁宗一《浅谈，〈水浒传〉的民族审美风格》，刊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1期。）《水浒传》的阳刚之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

《水浒传》有批判性阅读的价值。《水浒传》的价值取向与现代文明有很多不合拍的地方，比如歧视甚至污蔑女性，开黑店、滥杀等暴行，这都是与我们时代的认识有很大差别，应该理性地判断、甄别。同时，恰恰是这些从农耕时代遗留下的种种“不文明”，让我们看到历史沧海桑田的变化，感受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在艺术描写上也有不足之处，如英雄上山后性格就没有发展了。再如，一百零八人，上梁山可分三类，即奔上梁山、逼上梁山和拖上梁山，拖上梁山这一部分人物性格便写得不够鲜明。这些问题，都值得去思考、去辨析，从而不断提高我们的艺术鉴赏水平。

不能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代替审美评价。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一文中说：

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木商只想树能做什么用，值几多少钱。植物学家只是想松树是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

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48-449页。）

这里讲的是真善美的三元论，不是一元论，虽然真、善、美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审美是超越功利的善和客观的真的。读者阅读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是以审美的感受为标准，而不是用科学和道德的标准来接受和衡量的。

有人认为鲁达拳打镇关西不合法，武松徒手打死老虎不可信，李逵野蛮不讲理。但是，鲁达这三拳打在鼻、眼、太阳穴三处，以味、色、声来形容，不但非常生动、贴切，充满生活气息，而且洋溢着乐观、幽默的情趣。把一场暴力冲突，变成了一幕喜剧。难怪容与堂的眉批是：“好文章，好文章，令人手舞足蹈。”袁无涯本的眉批说：“庄子写风，枚生写涛，此写老拳，皆文字中绝妙画手。”（明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传》百二十回本，第三回。）读者在欣赏这篇奇文时，不但感到“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在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金圣叹评语），而且眉飞色舞，拍案叫绝。武松打虎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在说书场、戏曲舞台上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李逵迟至三十八回才出场，金圣叹说：“李大哥来何迟也，真令读者盼杀也，想杀也。”容与堂评：“李大哥一派天机，妙人、趣人，真不食烟火人也！”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国的文学瑰宝——《水浒传》也被翻译成数十个国家的文字，传遍世界。日本著名学者盐谷温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说《水浒传》：“结构的雄大，文字的刚健，人物描写的精细，不独为中国小说之冠冕，且足以雄飞于世界的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