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玉霞 原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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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建构理论体系逻辑出发点不同，前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后者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出发，因此他们的理论和观点往往是对立的。唯物史观具有科学性，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总体上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结合时代条件分析和批判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失误和局限的同时，认为其对唯物史观的启示体现在如下几方面：重视文化对经济和政治能动的反作用；社会变革实质是文化变革；彰显个体，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高科技时代重视人的道德培养。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从分类上看，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学界普遍认为在20世纪中叶思辨的历史哲学在汤因比等人那里又得到了复兴，但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历史哲学尤其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系统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这四方面逻辑关系密切的问题形成其理论体系。那么，汤因比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将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基础上，得出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唯物史观的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吸收以往历史哲学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唯物史观诞生后便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征服了思想界。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社会是有机整体，经济结构决定政治和文化结构。

构成社会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结构是探讨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对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关键。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对社会结构的各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1］32显而易见，马克思认为：从静态方面来看，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方面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社会物质存在决定社会精神意识，其中经济结构是基础，它决定着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那么，一个社会从动态方面来看，它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呢?这就涉及到社会发展动力问题。

第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动力。

社会发展动力即构成社会有机体各组成部分在社会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则是指推动社会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因素。显而易见，对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解答会直接影响社会发展根本动力问题的观点和理论，在经济结构决定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理论基础上，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唯物史观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这一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基本解答。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另一方面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决定生产关系的产生、性质与发展状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生产关系就会为适应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于一身的上层建筑的主要功能是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构成如下逻辑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具有间接的能动的反作用，其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即当它所服务的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上层建筑便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也可以说，最终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是生产力中的活体因素——人，因为人是生产力的核心因素，不论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创造还是生产资料的发现和使用都离不开人。但这里的人既可以是由无数普通的个人汇成的人民群众，也可以是少数天才精英人物。

第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天才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就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认为，群众是消极的、怠惰的、无历史的，他们只是社会中的物质性因素，对社会发展不起推动作用；只有精神批判和批判家们才是社会历史的推动力量。针对鲍威尔等人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物质生产活动的承担者则是人民群众，由此得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观点。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普通群众，伴随着人类历史活动的广泛和深入，将会使群众队伍扩大的结论。这实质上进一步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对人类历史的个别风貌和发展速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在对人类社会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论述后，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态势如何?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关系如何?这是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四，人类社会运动是呈现出人自身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并最终获得全面发展的过程。

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是围绕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来展开的，不过，由于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尺度把握不同，从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经济尺度为主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以人的价值尺度为主，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五种社会形态”［1］33划分法、“三种社会形态”［3］划分法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跨越式的发展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是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后来被斯大林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是依据作为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但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阶段。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是从经济关系即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三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从人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状况来研究人类历史。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经历了从经济标准转换为以人的发展为标准，也正是由于研究视角的转换，马克思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提出了东方国家可以不经过使人痛苦、屈辱的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目的在于人的人格、价值和尊严不为资本主义贬损。由此可以推断出：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从总体上看，体现出一幅向上发展的图景，而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

二、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观的批判

学界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始于维柯1725年发表的《新科学》，经伏尔泰、孔多塞、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直至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都力求探讨历史本体和本性问题，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动力，历史目的和意义、历史统一性等问题，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特性，被称为历史学的形而上学。在20世纪汤因比以《历史研究》为代表复兴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其思想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文化结构(尤其是宗教)决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通过对英国从古至今的大量历史资料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现在英国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已经扩展到了全世界，但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所使用的区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与英国最初形成的历史时期所覆盖的区域大体相当。因此，可以说基督教文化为经济与政治的成长提供了文化沃土。据此，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构成，文化是贯穿整个文明的主旋律，是文明中变化缓慢部分，它制约着政治和经济。而宗教是文化的本质和灵魂，是区分各种不同文明的基础。

显而易见，汤因比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得出方法是主观的，即从整个文明社会中找出某一相对稳定的领域，然后以支配这一领域的某种精神为前提解释整个社会结构，并确立彼此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如此汤因比的内容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汤因比认为文化、宗教决定着文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即社会意识、社会精神决定社会存在，这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以此为逻辑出发点，在解答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时自然会得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文化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文化决定论。汤因比是运用挑战与应战理论来探讨文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当某种文明成功地对外在自然或人为的挑战进行应战后，这种文明就起源、生长和发展了，反之则走向衰落和解体。但综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他著作就会发现，如果把汤因比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是归结于挑战和应战理论，那只是理解了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理论的表层，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其理论本质。“我在深入了解神话和宗教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神话和宗教表明了创造，而创造则是我称之为挑战和迎战之间发生的一场遭遇战的结果”。［4］55

事实上，汤因比认为，只是那些具有普罗米修斯秉性的少数人才具有创新能力，这些有创造力的精英带领没有创造能力的群众对文明社会所面临各种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于是文明社会便成长发展起来了。当精英们创造力衰竭的时候，文明社会便走向衰落和解体。“持续成长所依托的进程原本是充满风险的。一个社会所拥有的那些创造性的领袖人才，为了带动没有创造性的群众，就必须求助于社会‘训练’。当领袖们的创造灵感消失的时侯，这个‘机械设备’会转过来反对它的操纵者。然后，我不得不解释这种创造性消失的原因，我把它归结为精神道德的败坏”。［4］125从上述可知，汤因比所说的少数精英们的创造力是指他们能够创造性地阐述时代发展需求的精神、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等文化体系；并且运用这些文化理论去引导和教育普通群众，进而改变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以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精英们创造力衰竭时，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运用新的思想与精神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时，文明社会只是在重复以前社会的管理模式，那么，这种文明就必将走向衰落和解体。

综上所述，汤因比认为推动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文化精神：人们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潜意识，否认了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唯物史观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衡量文明社会发展的标准不是其经济、技术等物质力量水平的提高，而是其自决，即整体的文化精神水平的提升。汤因比从文化精神的视角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唯心史观和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第三，杰出人物是历史创造者的英雄史观。

汤因比在探讨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时，完全从少数个人的创造力出发去分析、解释，是地道的英雄史观的推崇者。汤因比认为，第一代文明的产生是对外部自然环境挑战的成功应战，也就是人对自然界的合理改造利用，这已经接触到了生产力的内容。但这里汤因比把应战变为少数精英人物的应战，实际上变成少数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样，文明的起源是少数个人的创造，与大多数的群众无关，表现出了英雄史观的意向。不仅如此，文明社会的成长也是由少数的个人所引发的。“事实上，大批群众是被他们中的一个人或多个人领着走的……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上只是这个社会以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赋予的。向社会提供这种服务并因此引起社会成长的个人，精确地说是超人，因为他们获得了超卓的自制能力，并以极为少见的自决力量将它展现出来。”［4］122这就是说，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只有那些少数精英人物才拥有创造力，而那些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普通群众是缺乏创造力的。要改变这种不良状况，少数人应当不断地对群众进行启发、示范和教育，另外大多数人尽管不能体悟到少数人的思想精神，但可以进行机械的模仿，以减少二者之间的差距，这样，少数人创造，多数人模仿，整个社会人与人的精神趋向一致，文明获得了成长。在文明成长的过程中，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它就随时可以衰落。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少数创造者失去了创造力，不能够对新出现的自然的或人为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在民众中逐渐地失去了影响力，而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开始以武力维持其特权，这种暴力使群众远离他们，这样整个社会失去了统一感和自决能力，社会就开始衰落进而解体。显然，汤因比认为少数精英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第四，人类的历史呈现出人的精神尤其是道德水准不断提高的过程。汤因比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特别重视宗教、精神、文化的因素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样在回答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时，他持历史进步目的论，认为人类社会的运动呈现出人自身的精神境界、特别是道德水平渐进提高的过程。

汤因比认为历史的进步是通过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循环得以实现的，但文明的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像车轮的转动、梭子的往复一样，在循环中获得精神的积累、完善和进步。“如果说宗教是一架四轮马车，那么，看来它凭以奔向天堂的轮子也许就是地上文明的周期性循环的，而宗教运动可能是一根单向连续上升的曲线。宗教的连续向上运动是由文明按照生、死、再生这一循环的周期运动来提供服务和加以促进的。”［5］由此可见，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通过宗教的进步表现出来的，而宗教的进步则意味着人的精神的进步、道德的发展，其最高境界是：不同国家、种族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与人能够相互尊重和关爱，以使人类免于战火的摧残。

汤因比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致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在评价发展的尺度上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汤因比继承了卢梭的历史评价准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体现为人的道德的发展，而马克思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相比之下，汤因比的视角显得偏狭，因为他用道德评价代替了历史评价，企图用“爱”来培育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这是汤因比解决现实问题无奈的表现。

三、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对唯物史观的几点启示

尽管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属于唯心史观，认为精神、文化、宗教等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总体上是错误的。但我们要抛开他的学理背景，应该注意到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诞生于20世纪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着国际、国内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担忧，常使他殚精竭虑。因此，对他所提出的观点和理论我们应深思和关注，不应将其思想的火花和其总体思想一起否定。事实上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他的一些观点初看表面文字有些偏颇甚至是错误的，但将其放到时代背景之下去思考便会理解汤因比的睿智和博学。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作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其某些观点和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有益的启示。

第一，重视文化对经济和政治能动的反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结构决定政治和文化结构；汤因比则认为文化对政治和经济具有决定作用。汤因比虽然对文明社会结构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的解答与唯物史观的观点大相径庭，有他的局限性和欠缺之处，但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批判的视角上，而是从中发现出合理的思想：文化具有深沉性、稳定性的特点，它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起着隐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以此暗示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实质动力，社会的变革应是文化变革的观点。比较而言，唯物史观强调经济结构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把文化看做是第二位的、具有反作用的因素。在当代高新技术的条件下，可以认为汤因比的文化具有决定地位的观点是对唯物史观的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的理论的启示，因为无论是科技水平的提高、还是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植根于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作为人们内在的观念，左右着文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对于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日益突出。

第二，社会变革实质是文化变革。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汤因比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汤因比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解答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但从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他看到了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社会转型、发展和进步的内在力量是人文水平，因为具有能动性的人是按照其主体的认识水平、思维方式、道德伦理的水准去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这一观点是对唯物史观又一重要的启示：唯物史观在解答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时，特别重视经济因素，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却忽视了思想观念、文化等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应该认识到：汤因比的文化动力论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使人们运用科学的文化理念、良好的道德标准引导科学技术的健康使用和发展，使人与自然、人与人能够彼此和睦相处，使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利益与幸福。而当年马克思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观点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自律而导致的异化还没有普遍、全面地显现出来，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无限巨大，以至于马克思曾热情洋溢地指出：资本主义在近一百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所以，我们不应该否定汤因比的文化动力论，而是认为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新探索，也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的有益启示。

第三，彰显个体，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汤因比认为少数精英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的群众史观庸俗化和简单化了，忽视或否认了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即当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这里的“人民群众”只是一个集合概念，我们无法指出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哪位具体的个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或历史的创造者。实际上人民群众不是一个整体，它可以分为普通人物和精英人物。所以，只强调群众史观，而不具体指出群众中的英雄是谁，只能导致“英雄虚无主义”，会打击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影响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汤因比的英雄史观总体上是错误的，但我们如果把它与唯物史观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观点的失误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它可贵之处：汤因比对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人物的关注，也正是对唯物史观的“英雄虚无主义”的有效弥补，这有利于个人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展示自己，充分调动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无疑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第四，高科技时代重视人的道德培养。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从总体上看，体现出一幅向上发展的图景，而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汤因比持历史进步的目的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逐步地走向上帝、接近上帝的过程，从而呈现出人的精神尤其是道德水准不断提高的过程。

显然汤因比用道德评价代替了历史评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汤因比的道德评价论是基于人类的自私、贪婪从而导致对自然界的掠夺和人类自相残杀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中蕴涵着人的发展与完善不仅仅体现在自身本质力量的增强，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产生出能够引导这种力量健康发挥作用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汤因比给予唯物史观的启示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道德的发展就会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没有人类道德的相应发展，人类社会只能是走向自我毁灭。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虽然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期，但是局部武装冲突不断，残忍的暴力事件经常见之于新闻媒体，如何平息一些人心中的怒火，使不同种族和平共处，这并不能只依赖于人发展人自身的潜能和力量，更应该关注于人的精神道德水平，培养人的宽容、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对他人的爱这种道德情操，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107.

［4］［英］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