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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判断、新概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思想赖以形成并确立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改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要从变与不变、部分质变与总体量变的辩证统一中，正确理解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与初级阶段国情没有变之间的关系。为此，党的十九大围绕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安排和重大部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的灵魂和旗帜。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创立，明确了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方位，规划部署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根本任务、战略安排，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判断、新概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思想赖以形成并确立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的时代必然催生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必然产生新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实践中形成、党的十九大加以确立的，全国人大第十三届一次会议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赖以形成并确立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共中央做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一方面，经过近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据统计，我国自2010 年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7年居世界第一位，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220 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种种情况表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迈向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中华民族开始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此时再沿用60 多年前新中国建立之初和30 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落后的社会生产”的表述，已经不符合我国社会生产能力的实际。

另一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期盼着有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等在不断增强。种种情况表明，再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影响和制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制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个问题造成或派生的。

因此，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方面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都有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出新判断，给出新概括，以利于进一步明确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努力方向，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要标志，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十九大提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张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改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2这个判断是清醒的、科学的。

一方面要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的变革，特别是近五年取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也在显著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许多制约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因素、难题、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比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在民生、社会、法治、意识形态、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也存在着许多亟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仍然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不仅在经济、科技、军事、人才、资源等硬实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教育、文化、话语传播的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也有不小的距离。比如制造业，中国从2010年开始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但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我国仍不是世界制造强国。我国虽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201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仅占世界排名的第69 位，相当于美国的15%、英国的18%、德国的20%、法国的22%、日本的26%。我国是教育大国，但还不是教育强国。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最新数据，中国大陆能排进全球前50名的大学只有两所，能排进全球前200名的大学只有4所。世界排名前50名、前100名的大学基本都在欧美发达国家。总体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领域长期占据优势的状况，短时间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正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基本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号召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还特别指出，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15

三、要从变与不变、部分质变与总体量变的辩证统一中，正确理解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之间的关系

矛盾是推动事物和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新旧矛盾的克服、转换与更替中，事物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转变，推动事物和社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事物和社会变化发展的基本法则。当然，事物和社会的质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整体质变的过程。它是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毛泽东曾经在《矛盾论》中谈到，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形往往相互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2］

我国社会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是我们不断克服解决社会矛盾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但在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推动下，作为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是必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着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阶段性特征的部分质变。总的量变过程是指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段性特征的部分质变有两个时期。

一个是从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这是初级阶段发生量到部分质变的第一个时期。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确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一时期的部分质变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但也为此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奠定了政治、制度、思想和物质基础。

另一个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 年党的十八大，这是初级阶段发生量变到部分质变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迈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在以上两个阶段性部分质变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并向新的方面转变。这个变化是相对于初级阶段前两个时期的变化，是在过去60多年总体量变与部分质变基础上的又一次质变。这个质变，同前两个时期的部分质变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依然在生产领域，归根结底是不发达的生产力造成的。这个质变，相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总体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生整体的质变，要等到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到那时，不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的变化，我国社会形态也会发生一次部分的质变，从初级阶段跃进到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同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是社会演进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四、党的十九大围绕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一系列战略安排和重大部署

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1］28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包括“八个明确”和“十四条坚持”，并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对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分两个阶段作出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 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一战略安排将两个百年之间的30年细化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15年，刚好是三个五年规划时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加快了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步伐。这一战略安排是对“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深化和拓展，既体现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决心，又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引领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瞻远瞩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目标，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信、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坚定决心，是亿万人民迈向新时代的“大国方略”。

新时代战略目标的提出，既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适应这个变化，又服务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的过程，两者是一致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这一全局性变化，以及着手解决这一矛盾，党中央除了提出上述战略外，还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的指导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十九大报告就如何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在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祖国统一、坚持和平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战略部署。

比如根据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强调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九大报告围绕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六个方面作出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务新举措。这些决定都将有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与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广泛。它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硬需要”，还包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软需要”。这些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组成部分，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发展进步而水涨船高。所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努力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在我国改革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对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自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07 年的近30 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3645 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速为9．8%。这一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3］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受世界经济低迷和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2—2016 年分别增长了7.65%、7.67%、7.4%、6.9%和6．7%，但仍然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和主要经济体的增速。2016年，中国重夺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第一的位置。

快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体量及在世界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4年中国GDP 首次超过10 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迈入10 万亿美元的国家。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6 年中国GDP 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18．03万亿美元)的61%，占到全球GDP总量(74 万亿美元) 的14．84%。此外，我国的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事业也在不断跃升，总体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有影响的世界性大国。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指出: 近年来的民意调查显示，在22个被调查国家中的15个国家里，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将取代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力量。［4］

另一方面，它昭示了未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主要任务。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基础。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我们党就是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来揭示社会主要矛盾，从而科学制定党在各个时期的纲领和路线。因此，正确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中共八大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过正确判断。但遗憾的是，八大制定的正确方针没有被坚持下来，甚至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所取代，从而导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严重曲折。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正确判断为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和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展开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在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仍将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仍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紧密结合党的十九大对我国未来发展作出的战略安排，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新变化，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位一体”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保持各项战略、工作、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和前瞻性，一步接一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另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为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发展的什么方位，意义十分重大。其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做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结论。可以说，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定位，是对第一次定位的校准，使之更为精确的目的是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判断方位就得有坐标，就得有纵向上横向上的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的确立，综合起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依据。

从纵向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性质有了部分的质变。从横向上看，中国同世界的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塑造和影响世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个判断依据有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的表现。实践层面的依据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在量的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__成就;在质的方面，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理论层面的依据就是基于实践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认识和概括。实践和理论层面的依据本质上是一致的关系。

总体看，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重大判断和重要结论，是我们党根据变化了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准确领会，科学把握。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单行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4．

［3］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08－12－19)［2018－01－22］．http:/ /cpc．people．com．cn/GB/64093 /64094 /8544901． html．

［4］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M］．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5．

（作者：汪亭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晨；裴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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