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怎么办？代际与阶级-米儿火

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教授

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天涯》2013年第6期)一文，提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从它引起的热烈反响可以证明。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提问方式，以及由此触及到的当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这种提问方式就是在个人经验与历史意识之间建立的关联性。杨庆祥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讨论问题的，但他的讨论没有局限在个人的层面，而是由此追问了个人经验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这种提问方法，在批判思想领域，被C·赖特·米尔斯称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说:“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

这种想象力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我认为杨庆祥的文章就是在用这样一种“想象力”提出问题。他所谈到的都是看似个人性的经验，比如租不起房更买不起房，比如同龄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无法沟通，比如自己小资梦的破灭，以及对韩寒“抵抗的表演性”的不满等。但他从这些个人性的经验中，观察到了“一代人”的处境与问题。这篇文章唤起了如此多的关注热情的很大原因，正在于它在个人经验与历史意识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关联渠道。比如80后的黄平、李云、陈楸帆，70后的梁鸿、张莉、师力斌，以至50后的孙郁，都从不同的代际经验，不仅回应着杨庆祥的问题，更在回应着他提问的方式。

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常常在个人的层面上理解，被作为“私人”的、“个人品质”的问题。杨庆祥在这篇文章中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将自己的真脸示人”。他不惮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感”，因为他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着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历史感”。

“历史感”是对自己置身的社会历史结构的体察与认知。其中的“历史”，既是一种结构性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性的主观认知。从客观性一面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一种结构性关系，人们就生活在这种历史性的社会结构里，差别只在于有时意识得到、有时不能意识到而已;从主观性一面来说，社会结构不会自动地被其中的个我认知，毋宁说人们常常意识到的不过是想象性也是扭曲性的“意识形态”而已。比如杨文提及的“小资梦”。

认识到客观性的社会结构，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需要“历史感”。从这个层面来讨论所谓“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我倾向于同意孙郁的看法，认为缺乏历史意识并非80后的特点，而更应该是一种主观性的品质，是缺少一种“抵抗没有历史的历史”的意识。不过，我觉得这种主观品质，有时是个人性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结构性表述机制。比如杨文提到孟繁华、陈福民等50后，认为他们那一代或几代人能够找到“历史存在感”。

我的看法是，50后(也包括60后)的代际意识，固然因其相似的社会经历，但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新时期”的文化构造。如果没有198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变革，需要这一代或几代人通过叙述其历史经历来建立变革的合法性，这种代际意识恐怕并不会那么强烈吧。相应来说，80后的缺乏“历史存在感”，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在于当前的主流社会结构，不需要这代人通过讲述自己的社会经历来确立一种共同的社会意识。

从这一点引申出来，就是我对杨庆祥将自己提出的问题归结到“80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代际话语的疑虑。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阶级或(更安全一点的)阶层”的分化问题，而主要不是“代际”的问题。

代际表述在当代中国曾经是非常活跃的话语形态。电影界有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到第六代导演。有趣的是，电影的代际似乎就此完结了，不太容易听到电影界的“第七代”(或“70后”)这样的说法。当然，第七代似乎只有一个代表，那就是贾樟柯。在思想界，有李泽厚、刘小枫式的“五四的一代”“四五的一代”“共和国一代”“游戏的一代”等。

在文学界，有知青一代、右派一代、60年代生人的说法，最近这些年才有“70后”“80后”的描述。不过，在提及的这些代际命名中，一个有意思的差别是，在1980B1990年代，代际主体主要是依靠他们的社会遭遇而不是出生年代来区分的。比如人们用“知青”来描述一代人，是因为他们参与了60B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影响了许多年轻人命运的社会运动，用“50后”来说他们就带点儿调侃的味道了。这种命名方式的差别，实际上表明代际话语的有效性在日渐式微。换种说法，代际话语越来越显示其“人为”操作的痕迹。

代际话语的有效性，一般建立在结构性的社会运动(变动)基础上。由于某一社会变动普遍地影响了某一年龄段的人群，才导致了他们共同性的社会经历，并由此形成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争取合法性而建立的代际表述。事实上，代际话语在当代中国的衍生也并非自明的，而毋宁说根本就是特定人群的建构。当代中国的代际表述中最活跃的主体，可说是“知青”这一代人，他们是“第五代导演”、“知青作家”“红卫兵一代”“四五的一代”。正是他们在“新时期”暧昧的社会主体位置(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受害人，某种程度也是施害人，不同于此前此后的人群那样纯粹)，导致了强烈的为自己命名(社会的与文化的)冲动。由此，前溯出“第三代”“第四代”，后推出“第六代”。

意识到代际话语的建构性及其条件，可以说“80后”并非一种自明的社会群体。就其成长的社会结构而言，80年代出生者遭遇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杨文中提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高校扩张、消费文化的蓬勃等，并非是仅他们碰到的独特社会变动。但他们也遭遇了独特的结构性的社会变迁，但这种变迁并非那么“自明”。这就是：中国社会资源流动的凝固化、社会阶层身份的固化、底层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王晓明曾称此为“封建化”。

其具体表现，是“官二代”“富二代”等无数以“二代”命名的群体的出现。也就是你的爹妈是什么阶级(阶层)，你就是什么阶级。相对于此前的代群(也包括我们这些所谓“70后”)，这是“80后”的最大特点；而且，这可能也会是中国此后新生代的共同特点：你所出生的阶级身份决定了你的阶级身份。因此，“我爸是李刚”才显得如此的恬不知耻而又理直气壮。可以认为，中国社会资源的流动已经进入到一种凝固化的阶段，而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有人称之为“电梯效应”：先上了电梯的人可以得好，后面挤不上去的就管不了了。杨庆祥的文章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那些“挤不上电梯”的某一群人某一个社会侧面。

仔细分析起来，这背后有三种结构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其一是国家扮演的角色。杨文提到，2004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老师可以分到一间“过渡房”;住房改革政策之后，这一制度取消了。实际上，这里取消的是国家应该承担的对教职工的部分福利。如果说，像杨庆祥这样的重点大学的年轻教师都无法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不只是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问题，而应考虑体制性的安排问题。国家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它是调节不均衡的社会分配的“再分配”机制。“打破铁饭碗”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是因此就让国家从这些重要利益、资源分配的领域单纯“退出去”，无疑会导致更大的不公。杨文提及的房子问题只是许多类似问题中的一例而已。

另一值得考虑的结构性力量是劳动市场。杨文提到一则换算:“如果你在10月买下一套一百平的旧房子，在两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三十万”。“三十万意味着什么?”它至少意味着，以大学教师的工资来换算，这需要工作三年(姑且以每月一万计)。事实上以房地产的暴利而言，三十万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它与劳动价值的对照已足够人惊心。

目前中国社会劳动市场的确是不均衡也非平等的，这是导致阶级/阶层分化的原因。杨文提及同为“80后”的韩寒，批评他“抵抗”的表演性。不过在我看来，韩寒与杨庆祥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虽然同为“80后”，韩寒是“新富”，杨庆祥却只不过是“新穷人”而已。虽然他们同时还具备职业上的相似性:都是“文化工作者”，但因所处劳动市场不同，劳动的“性价比”不同，导致的其实是阶级(小一点说是阶层)的差异。郭敬明的现象就更是如此。

这就涉及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市场分割了。不过，这还是就劳动与资本的一般关系而言。事实上，造成杨庆祥们与韩寒们的阶级分别不可逾越的地方，更主要的是“资本”自己的新市场:虚拟资本的运转。如果在一种社会史的视野中，人们需要意识到，出了问题的远不只是市场化条件下劳动的价值问题，而是资本市场自身的变迁而导致的价值观的变迁。我们今天熟悉的“自由”“平等”“个人奋斗”“工作伦理”等，实际上都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产物:只有在一个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并且其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大致具备同一性的历史结构里，谈论“平等”和“自由”才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一边是“按劳取酬”(姑不论其是否公正)，一边是虚拟资本(金融、房地产、股票等)的暴利，大约我们早已丧失了谈论“平等”的历史条件了吧。

考虑到这些结构性力量，我认为杨文提出的问题，其实更关乎中国社会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化，代际话语“80后”只是由此衍生的一种形态。文中提及的许多“80后”的经验和问题，令我想起鲍曼的“新穷人”：人们如今只看得见消费的场域，而完全无法看到决定着这种“有缺陷的消费”背后的历史与社会结构。特别是对于杨庆祥们这样的身份而言:他们生活在“北上广”，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要依靠这份工作和自己的能力去买一套安家的房子，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意味着差不多一辈子的“房奴”生涯。“小资梦”的破灭，其实是生活在这些大都市中的“新穷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吧。“贫穷”在这样的情境中，并不是以看得见的形态被认知的，而是无数的“小资梦”“体面”的工作、作为“宅男”“宅女”的自由和只有掏钱消费时才有的“平等”。

杨庆祥这篇文章提出来的，正是这样尖锐而又沉重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格外需要“批判的想象力”，才能对“藏身”于自己经验中的社会历史结构有所认识。有了这样的认知和意识，才会有创造一个别样世界的实践的开始。

但是，问题的讨论到此并没有结束。值得去问的还有，在今天，谈论这样的问题的批判性到底表现在哪里?是一种左翼愤青般的发泄，还是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层面上的社会问题讨论?我认为孙郁提出“历史轮回”的疑虑是有道理的，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立场。

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提及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阶级(阶层)分化，存在两种解释/解决模式:一种是冲突论的，即在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中解决社会矛盾;一种是功能论的，即认为任何时代都存在阶级差异，需要通过国家的调节来最小化阶级分化，并力求使最大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这两种模式都有某些社会基础，但也有明显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冲突论还是功能论，“阶级”话语在今天中国社会还有多少实践的可能性，是首先需要作为问题来讨论的。就我的观点，我更愿意在一种汪晖所说“政治化”的意义上来理解“阶级”话语的意义: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的分化，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客观的、结构性的。但是如何理解这种分化，却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也是将之“政治化”的途径:我们可以在愤青式的宣泄中将其理解为所谓阶级间的“斗争”，可以在好公民式的安分中等待制度性安排，还可以在积极的参与中促成制度性调节的契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将之转化为一种主体性的认知、沟通、实践过程。借此，不仅认知自己置身的社会历史结构，也建立起与同一情境中的他人的关联，同时摸索着想象与实践一种别样世界的可能性。这是我所理解的“批判性实践”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