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文学科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我在美国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体会到人们教授历史的理念和角度却各不相同。有些老师倾向于选择大部头汇编的全史作为必读教材，把历史当成一幅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组成的全景图，以帝王的更替作为索引，带领学生“观图评述”，以图使学生对宏大的历史进程拥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而有的则对第一手资料极为看重，近乎偏执地追求接近所谓的真相，并通过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寻找避免人类悲剧重演的可能性。

从文学著作看历史

《欧根·奥涅金》

文理学院是美国高校中以通识、小规模、高质量著称的本科教育。老师在教授历史的同时，将其与文学和哲学联系在一起，当成所有本科学生的基础教育。文理学院的学生在选择科系之前，都要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摸索和通识教育。专供大一学生选修的讨论课有许多不同专题，但无论你选择的是“印度女性”、“经济走势”还是“新能源”等等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老师都会采用同一种教学模式。学生要学会：如何在讨论中表达意见；如何规范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如何架构一篇论文；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幻灯报告；如何区分各个科系的脚注格式（由于我是历史系的学生，所以很快就被迫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历史系标准的“芝加哥式”脚注）；甚至还有如何适应机械性的大量阅读……如果学生不能以合格成绩完成专题讨论课，就无法正式进入自己选择的专业学习。于是，专题讨论课常常会成为文理学院淘汰学生的第一个“鬼门关”。当时，身为大一新生的我并不知道，大三那年会有急剧攀升的海量阅读等着我。我自然也不会想到大四那年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从大一一路积累的基础训练和阅读能力会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石。毕业时，我才懂得和那些学术训练相比，大一讨论课所学习的具体专题内容其实微不足道。

大一选定历史专业后，我有整整三年的时间通选学校开设的几乎所有历史课。而无论是哪一国、那一段的历史，我们总会被老师要求阅读一些看似与历史本身并无直接关联的文学甚至哲学作品。他们坚信追寻同时代人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会让学生对大时代有着更为直观立体的感受。

大二的时候，对俄罗斯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我选修了俄罗斯文明史。出乎意料，拿到手中的第一本教材竟然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一部诗体爱情小说。由于语言的隔阂，我只能囫囵吞枣地咽下书中的诗意。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19世纪初俄国农奴社会的现状却跃然纸上。我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当时俄国的乡村和莫斯科，认识了平民与贵族，了解到源自西欧的传统在19世纪初已经成为俄国贵族争相追逐的时尚。正如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欧根·奥涅金》足以称得上是 “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通过勾勒一位标准上流社会青年的形象，普希金细致地描写了奥涅金的所有细节：英伦范儿着装、流利的法文、优雅的谈吐和“玛茄卡”的舞蹈。这些都是19世纪初俄国年轻贵族身上特有的标签。普希金把奥涅金形容成“外国的古怪思想新的化身”， 却说奥涅金拒绝的女孩达吉亚娜“有着俄国人的心灵”。这固然是他们的爱情关系，但谁又能说普希金不是想通过他们的爱情和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抛弃影射大时代呢？奥涅金对上流社会浮华生活的从容和厌烦，一如其他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年轻贵族一样。如果联想到当时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就会发现，这来自上流社会的起义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群受过启蒙教育，在思想上与世界同步的俄国人，在面对落后祖国时的深深无奈和抗争。

也许当时老师并不曾期待作为学生的我们能从这本文学著作中了解多少历史史实，但是文学著作能够给人带来的全局立体感却是历史读物不能代替的。

经典读物《了不起的盖茨比》

《了不起的盖茨比》

随着历史学习的深入，高年级的历史课程越来越倾向于从笼统的历史学习转向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甚至是某一个特定事件的学习。大三的时候，我选修了20世纪美国史。这是美国史里我最钟爱的时期，因为这里面有让人热血沸腾的20年代——繁华的爵士时代，也有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两次世界大战。《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美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一直被美国的高中及大学奉为历史教学和英语教学的双重经典，它自然也成了历史专业老师给我们定下的必选读物。

对于不了解“美国梦”实质的人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一个落了俗套的爱情悲剧：一个怀揣美国梦的贫苦少年盖茨比，在自身的努力和好运的眷顾下终于得偿所愿，过上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当他试图用金钱重温旧梦，迎娶曾经因为贫穷而失去的“女神”黛茜时，等待他的却是死亡和梦想的幻灭。他每晚从自己居住的纽约长岛“西卵”望向对面“东卵”黛茜豪宅旁的灯塔绿光。他不断举办最奢华的派对只为以此吸引黛茜的注意。最终，他奢靡的生活俘虏黛茜成为他的情妇，却仍然无法得到他心底所希图的认可与尊重。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海报

作者巧妙地将看似完美的女主角赋予美国梦的意义之后，原本平常的爱情悲剧忽然显得意味深长。在小说的最后，盖茨比替黛茜顶罪，并因此命丧黄泉，而黛茜却和她丈夫一起重新躲回他们的上流社会。当读者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参加完盖茨比冷清的葬礼时，或许才能领悟到盖茨比这个名字所隐含的嘲讽意味——Gatsby，“门边”。金钱最终没能为他买到通往上流社会的门票。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他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却如他和那道绿光一样，时时相见却遥不可及。百年前靠传统行业致富的老贵族——也就是所谓的“老钱”，与新兴致富的一代——即所谓的“新钱”中间巨大的鸿沟，不是任何后天努力可以填补的。而当读者把盖茨比与情敌的对决联想到美国的老钱与新钱之间的互相倾轧时，这部小说自然而然便具有了厚重的时代意义。

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对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来说更是如此。几乎他所有的优秀作品（如《天堂的那一端》 (The Side of Paradise)、《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Gatsby）、《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以及《最后的大亨》 (The Last Tycoon)）都是他各个时期的自传。将这些小说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一字排开，就是菲茨杰拉德的整个人生。而如果横向罗列它们的共性，便是美国爵士时代迷惘而炫丽的绝唱。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于美国梦的失望和对于“老钱”的怨恨并不是刻意强加于作品的“立意”，而只是他悲剧人生的亲身体验。然而作为学习历史的学生却可以通过他的个人悲剧，体会一个时代的无奈。当学生合上《了不起的盖茨比》，老师无需再赘述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何等繁华，学生似乎也能从书中感到贯穿始终的幻灭感，隐约站在历史的角度“预感”到大萧条的到来。

教学重在启发学生

美国文理学院甄选的历史教材所专注的不仅仅是生动还原和解析历史本身。像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美国的历史教育和教材拣选，同样承载了价值观传承的重任。作为另一本堪称美国历史教材宠儿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方面显然比《了不起的盖茨比》要更加严谨和厚重。

《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由欧仁·德拉克罗瓦创作，1874年被卢浮宫博物馆收藏

在选修了许多难度适中，教材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课程之后，大四的我鼓起勇气选修了学校以阅读量大和难度高著称的“法国大革命”。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从头至尾，仔细研读托克维尔的大作。

《旧制度与大革命》

几乎在所有提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课上，老师都会把《旧制度与大革命》当成不可替代的经典教材。他关于革命起因的论述，是对喜欢想当然的学生的一记当头棒喝。托克维尔提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20年中那样发达迅速”。也就是说，所谓的经济并不是大革命爆发的始作俑者。这句话所代表的普遍规律不仅仅针对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历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首先是一场浩劫，而非新生。革命之所以爆发，有时也并不完全归因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窘境。爆发时更不是社会最贫瘠的时刻，相反，正是波旁王朝革命前的一系列改革和经济的复苏刺激了民众的期望。尽管物质生活正在缓步提升，但民众的幸福感却日渐低迷。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对自己的现状不满。“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托克维尔认为人们心中的不平衡才是大革命发生的内在基础。他对旧的政府既不同情，也不厌恶，在他看来革命无非归于两方共同的推动。“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在通篇论述中，托克维尔几乎不对任何集团和阶级做道德审判。这也代表了现今美国大学历史专业的一种普遍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学中，老师很少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好坏善恶进行评论，而是着重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内在逻辑。比如，托克维尔将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归咎于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托克维尔注意到，中央集权政府必然导致贵族的大范围聚拢。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势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有钱人。这个问题早在亨利四世当政时就已经被人察觉却始终找不到解决之法。因为这是集权国家的无法避免的副产品。等到路易十六当政时，“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也不像昔日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农民一样承担捐税，他们就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他们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无切肤之痛。这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而他们也未成为农民的同胞”。正因为这种心理和客观上的高度分离，使得贵族对农民的压榨毫无节制。“农民”作为社会的根基，同时成为人们竞相撇清关系的孤立群体。这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无奈，如果历史课本仅仅站在道德的高度批判贵族，那么这段历史的借鉴价值将荡然无存。

也许是因为托克维尔尚未完成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通篇找不到他对于法国革命的直接评价。托克维尔仅仅提供一个平台给人们思考，罗列关于同一事件来自各个角度的观点，却从不直接把抒发自己的判断放在首位。例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曾大段引用了保守主义奠基人埃德蒙·伯克的著名观点却并不对此做任何实质性评述。但对如此强烈的措辞不加以抨击，却也证明托克维尔下定义似的观点已经藏在伯克的总结里：“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的准则，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击倒。”

通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学生会从心底对于混乱的、盲目的暴力产生一种警惕和厌恶。曾有人戏称这本19世纪的著名史学著作是经典“维稳”读物。的确，这种客观的、唯物的、引导式的观点论述比不由分说的填鸭更容易在心中生根发芽。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读到这里，学生自然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清算上帝吗？

如果说，提供多方位的思考角度、启发学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那么当学生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本教材的拣选就已经成功了。

托克维尔的理念和美国文理学院的历史教育不谋而合。所有的老师都有着相对独立却基本认同的价值判断，他们的观点就隐藏在为学生尽心选择的“教材”里，对下一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洗脑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从大一开始让学生慢慢了解、适应、认同老师们的价值观，等到离开学校时，才恍然大悟。学校在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习惯的同时，我们也已对学校、或者说对美国的价值观产生了认同感。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1期，作者：吕晗子，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