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叙事离不开改革开放和主要矛盾两个视角。改革开放不应成为解读中国历史进步的切割线，而是联接历史叙事的纽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整个历史叙事中。立足于此，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在这种历史叙事中才得以展现其重要意蕴。质言之，包含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与改革开放诠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叙事尤其是改革开放、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叙事有机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叙事中。文章选择两个重要历史叙事节点力图深刻揭示改革开放的发生、展开和社会主要矛盾演变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建构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叙事书写范式。

【关键词】历史叙事 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 以人民为主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断加深，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两次重大判断。如何解读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及学术话题。不可否认，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种叙事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能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但在这些话语背后，实际上有一套更为深刻的话语系统来揭示这段历史的进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领域同样遵循这个规律。所谓社会主要矛盾，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中起主导、支配作用的矛盾，它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而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政党确定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中心任务和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的前提。因此，从矛盾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这套叙事话语来审视中国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无疑更为深刻和透彻。文章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来回顾和反思40年改革开放，力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叙事中揭示贯穿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密切关联以及人在这种联系中的呈现。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与社会主要矛盾历史转折

显而易见，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问题上，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把握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定时期的工作重心、方向和根本任务，甚至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对于经典作家而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空场，只留下一些社会主义的认识原则和方法，并没有提供现成的建设方案，更谈不上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认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的历史叙事重心开启战略性转向，建设发展叙事取代“阶级斗争为纲”的叙事范式，成为历史叙事的主题。共和国的历史叙事由此翻开了全新篇章，扬帆起航，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客观地讲，这个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超越了“八大”的有关论断，定位准确、全面，成为新时期党制定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正是在这个科学界定的推动下制定出来的，最终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随着全党全国上下对社会主要矛盾认知的不断深化，在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前进。“春天的故事”开始了叙事进程。不可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后来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叙事与“八大”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精神要旨大体相同，当然改革开放后的表述更为简练、准确和规范，这说明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更为深刻。单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似乎早于90年代初这次主要矛盾的提出。实则不然，如果从社会发展本身和人们认识的逻辑而言，这次主要矛盾提法的产生应先于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政策正是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深化的结果。这一重要论断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党和国家对“八大”有关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认可，意味着这中间我们走了不少弯路，也意味着现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扭转过来了，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转变恰恰是改革开放战略实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启的逻辑起点。

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界定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长期性。因此，社会主要矛盾指的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时期的主要矛盾，而非社会主义其他发展阶段。这一科学清醒的判断保证了中国在80年代末期国内外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和严峻的情况下，全党上下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保持不变。邓小平将过去片面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的认识提升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即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无法逾越的阶段。这种对主要矛盾认知的历史叙事呈现进步性、辩证性，事实上也符合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曲折前进现实。质言之，从社会基本矛盾层面来审视主要矛盾，即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根本动力诉诸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邓小平进而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具体制度与具体体制进行了区分，为把改革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基本形式，为找到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直接动力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基本方法作了学理上的阐释和铺垫，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必要性以及把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意义。具体而言，因为中国的历史车轮也已步入社会主义轨道，唯有在社会主义的行程中才能探求现代化的实现；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行程刚刚开始，还处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现有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那么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有些领域还存在、凸显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制约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展现，那么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则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必选项，就必须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此时的历史叙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有机契合开始将重心转向主要矛盾的主要视域——生产力维度来探寻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中国社会随着这一转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制度层面而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固有的对抗性矛盾，从根子上祛除了缠绕在生产力身上的镣铐，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的叙事指向无疑就是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量体裁衣，是社会主义发展叙事的必然诉求。从个体层面来讲，改革开放历史叙事拉开序幕，呼应了广大人民群众求发展、要创新、建构美好生活的历史需求，契合了世界各国民众求发展、要合作、追求和平的时代声音。从思想精神维度来看，精神层面的“祛魅”与世俗化，告别一元化的全权主义国家集体时代，社会与国家有机分割，为公民的存在、发展和自由提供了宽广舞台，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其应有位置。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叙事中起到了一种韦伯意义上的“历史扳道夫”的作用，将中国历史的车轮扳向了另一个轨道。制度要素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活予以追求和建构的目标，超越了过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好。从上到下，提倡意识形态的不争论、注重制度合理化建构就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主流话语和行为。建设发展成为社会常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过往的阶级斗争成为主流话语叙事。正如依照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历史叙事的进步和“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历史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历史叙事同样面临险滩、矛盾等各种问题。有关主要矛盾新的阐述并没有脱离毛泽东时代有关矛盾动力学说的理论视野，依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用框架来审视社会发展。区别在于后者将体制改革作为历史进步叙事的切入口，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解除束缚。这种思维方法尽管找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理论即历史进步叙事的生长点，但也存在时代的制约性。除了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采取股份制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等体制方面的因素外，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境遇也发生着重大改变。人与自然的矛盾日渐明显，成为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的焦点；思想领域非意识形态化倾向日趋清晰，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的进步叙事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也影响着中国的叙事进程和叙说方式。历史发展叙事不再以“蛋糕的切割”作为中心任务和叙事目标，人类发展面临如何对自然界进行“蛋糕的切割”这个共性难题；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使得它逐渐成为人类从外界获取资料和创造满足人们需要的主要工具和手段。生产要素既有素质和科技含量取代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成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的主要因素，即有赖于生产力所表现出来的活劳动的科学化程度以及生产力在历史进步叙事的综合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这种改变强烈地呈现在历史叙事话语中，从最初的经济现代化，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再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推进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社会主要矛盾存在境遇的变化反映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就是全面协调推进、全面发展，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反映在人的发展视阈中，则是在社会生产的不断推动下，在促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的前提下，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由是观之，随着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系统，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形态虽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但具体内容已呈现新的变化，一直持续到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矛盾系统运动的基本方向是从“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主导”向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导”行进，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系统中的地位不断强化，不断彰显人的需要向更高层次转变这一诉求。这种变化与中国历史叙事的进步方向无疑是相向而行的，保持了一致性。正因如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在之后的历届党代会报告中一再被重申，相应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历史叙事主流话语。这种叙事主流话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轮保驾护航，实现中国社会发展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转变，从而为新时期强起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凝集了奋斗的精神共识。

二、党的十九大：全面深化改革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

人类社会发展无疑是一个不断积累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社会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几个治理时期的积累，直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样也使中国历史叙事面临的新的语境和新的问题。历经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总体上实现小康，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发展叙事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书写。据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如何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一重大课题，十九大报告强调的两个“必须认识到”是必须遵循的不二法则。第一个必须认识到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第二个是必须认识到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必须认识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是我国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依据，又是确定新战略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的出发点。具体而言，当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因而“生产力落后”的既有历史叙事已经与社会现状不相吻合。从理论依据而言，当前人民的非物质需要、高层次需要、个性化需要以及社会性需要的特征更为突出这一历史性叙事的变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需要的社会历史性设定以及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个体需要、公共需要、社会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的层次性、丰富性和全面性的需要的社会体系建构，以及由生存需要到享受需要再到发展需要的需要变动的历史序列及其规律相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需要内涵的发展变化制约着我国主要矛盾的历史叙事，其旨趣与经典作家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一脉相承。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重大而深刻的变迁、尤其是人民生活需要变化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肌理，客观上要求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叙事应呈现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更加科学化的新表述。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依然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演变历经改革开放的史前阶段、起始阶段和发展阶段，直到当前的全面深化阶段，中国的历史叙事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变化和改革开放日渐深化这一共生体的互动发展中而不断书写新的篇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大判断的提出，为我们党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虽然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中国仍将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制度从其诞生到比较成熟，必然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经常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如此。”既然改革的出发点和所追求的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个改革开放的存在域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那么，实现社会生产力更高层次的增长、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革完善上层建筑，进而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恩格斯早在1890年给奥托·伯尼克的信中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即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为我们党做出关于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立论基础。

当中国从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几百年的时空被压缩在几十年的坐标之内，必然呈现传统痼疾、时代矛盾叠加交织的局面。如何破解这种局面，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叙事早已给出了答案。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到江泽民提出要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再到胡锦涛提出，要把改革开放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等论断，都始终坚持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基本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必须通过全面均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来实现。而要实现全面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即要“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于此可见，新时代改革的叙事内容，由过去的单一经济体制改革叙事方式向囊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和其他体制的复合型的全面改革叙事转变。支撑这种叙事方式得以呈现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追寻。

新矛盾激荡新征程。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不断认知和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发展叙事史。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既是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映现，也表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的开启。进入新时代，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同时，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生态、民生、脱贫、城乡区域发展等方面依然存在短板和不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客观事实，坚持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这一立场，科学回答新时代课题，为中国逐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谋划了阶段性的叙事图景和战略安排。基于这个战略高度和发展空间，党和国家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叙事统筹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觉醒、伟大创造和伟大革命的叙事对象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换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将改革开放的叙事目标由“物质文化需要”提升为“美好生活需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满足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用主要矛盾统筹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方式，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有机统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论的生动体现，更是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历史叙事情怀和价值底蕴。

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难发现，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难度更大、需要解决的问题更为艰巨。社会主要矛盾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中，一方面，国家的发展提升了人民的需求，另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凸显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自始至终，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显而易见，无论是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变化还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叙事对象——人民群众。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不忘初心，社会主义中国的叙事价值旨趣是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但社会居于不断发展变化中，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关切也不断提升和改善，这就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叙事有了更高的要求。牢牢把握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叙事走向，将广大人民群众塑造为历史叙事书写的主角，坚持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叙事为群众而书写、为人民而放歌，在扎根人民中书写好人民的叙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每一位人民群众都可能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角，人民群众的生活叙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历史。每一个人民的叙事都会受时代的影响，其身上都有具备时代价值的东西，都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因此，新时代，必须紧扣人民群众这一叙事主角，做到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和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解决中完成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的满足。

三、结语：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叙事

改革开放40年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两次精准把握和界定，无不以凸显群众需求和时代发展为最终旨归，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和国家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无不体现了对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政策导向和价值追求，蕴含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立场和宗旨情怀。历史进程与自然过程不同，它渗透着人的主体性所赋予的特殊意义。任何历史叙事都离不开一定的主体。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更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决定力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叙事的书写者和评判者。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赋予人民叙事主导权，破解了几千年中国历史叙事之难题。换言之，“人民叙事”是一种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有中国特色的正义话语。

改革开放的叙事，就是人民的叙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就是改革开放的推动。改革的原始动力，是人民的首创精神。正是因为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我们党将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意志、人民的诉求，转化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和力量。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从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特区、自贸区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探索，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直到全面深化改革，人民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价值认可与制度总结。

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能够相向而行，很大程度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叙事范式。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经多次转变，它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主体即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历史进步性，体现为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自觉践履。40年改革开放所呈现出的历史进步图景和宏大叙事的背后，是具体而微的个性张扬、社会活力与市场升腾。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演变，是人民多样需求的不断张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努力。由此看来，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理应成为行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题中之义。实践中，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叙事，要将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书写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着力展现他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体验和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寻。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组成的集合，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人民叙事”应从整体性和个体性两个层面进行，努力实现“人的叙事”与“人民叙事”，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有机统一。

作 者：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

来 源：《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