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起立，肃整仪容，平心静气，向古圣先贤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行致敬礼。”崔健站在两张中医理疗床中间，拉了拉起球的毛衣袖子，声音平缓地带着学员向投影仪投在墙上的孔子影像行鞠躬礼。

这是他每次教国学课，上下课前必行的礼节。“古圣先贤以礼乐教化世人，我们今天学习他们的经典，理所应当行之以礼节，以体现我们的恭敬和感恩。”周三晚上7点，崔健的公益国学课，准时在北京立水桥附近的一家中医理疗馆开讲。他姐姐是这家理疗馆的主人。

理疗馆的面积不大，3张理疗床，一张四方桌，一个木质书架几乎塞满整个房间，仅剩并不宽敞的过道供人通行。7个年轻人坐在凳子上听课，过道上的地砖都看不到了。20分钟前，理疗馆刚送走当日最后一位客人，整个房间里还飘着一股艾草的味道。

这已是崔健在2016年搬的第3个地方了。国学课从开办至今一直不收取任何费用，他也无力负担教室的租金，此前的状态基本是哪儿有免费场地就往哪儿搬。“从北京的西边到北边，四环挪到二环又到五环，大家能坚持听下来很不容易。”

杜一帆从去年9月开始跟着崔健上课，几乎每周都到场，他把这堂课称作“精神食粮”。下班后，他从北六环换乘两趟地铁赶来。他认为，这也是给国学老师最好的回报和尊重。“上崔老师的课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而且他从未提过收钱的事。”

当晚，崔健讲授的内容是《孟子》中的一篇，里面有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被他奉为做人做事的准则。他说：“凡是结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视自己的不足。现在整个社会都活得太着急了，丢弃了很多中华文化中的智慧和原则，选择性地遗忘做人最根本的道义，而这些却不是钱可以买到的。”

崔健从事国学教育时间并不长，此前只是自我研读。2015年2月，39岁的崔健辞去薪资优厚的工作，从南方来到北京。一者，因妻儿久居京城；二者，他也想“实现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那天，不常在微信分享个人生活状态的他，像个刚毕业冲劲十足北上奋斗的大学生，发了一条朋友圈：“首都，我来了！”

“我想通过传授经典，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找回忠孝仁义，净化内心的浮躁，淬炼自身的品质。”

来京之初，受朋友邀请，崔健每周四会同几位爱好国学的朋友交流，后不断有人慕名前来听课。

梁东兰和刚上高一的女儿关施君是崔健比较早的学员，就连关施君中考前夕都未落过一次课。梁东兰说：“崔老师讲课不是在简单解释句子的意思，复述前人的观点，他会结合古今背景，以社会现象、新闻热点为例，帮助我们理解。他从不要求我们去背，而讲究学以致用，潜移默化间明白很多道理。”

学习伊始，崔健就启发关施君：“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学习国学？通过学习国学，你想得到什么？未来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士不可以不弘毅。”

有一天上课前，15岁的关施君跑来告诉崔健，以后想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崔健鼓励她：“若你能心怀天下国家，愿尽一己之力对他人有帮助的时候，你的人生格局就会不一样，这条路不容易，任重而道远。”

梁东兰明显感觉到女儿的变化。“孩子以前一提到考试就闹心，现在她会把目标看得很长远，去思考人是为了什么而活，不单单是为了高考。”梁东兰说，《论语》早已成了女儿的枕边书，每天睡觉前都要翻上几页。

崔健很高兴，“国学曾经改变了我的人生状态，现在有更多人在其中受益。”

在很多学员眼中，崔健是“儒雅的老师，性格温和，为人谦逊。”但十几年前，他也曾是个“玩世不恭、浮躁世俗的顽固青年”，大学毕业3年内换了近10份工作，喜欢抽烟、喝酒和泡吧，甚至一顿饭能喝3瓶红酒。

2003年年初，崔健前往新西兰留学，孤独与空虚之余，他开始接触国学。

国外很难买到国学书籍，他就在网上查找、阅读，有时盯着屏幕上那一句句简短的话，陷入长久思考。2005年冬天，他首次回国探亲，看到城市空气中四处弥漫着灰尘，街上车辆经常堵作一团，喇叭声响个不停，朋友聚会聊的话题无非是房子、票子、车子……

崔健想逃，哪怕亲人都在上海，他也想赶紧逃回南半球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他说，在国外没有什么娱乐，不少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仪典故都十分感兴趣，有些因为这些共同的爱好，不时聚在一起探讨交流。他认为，西方理论教的多是方法，为“术”；而中华文化的经典讲的则是根源，是“本”。“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与人心正走在离‘本’越来越远的路上。”

2012年，崔健做出了回国的决定。“老祖宗的智慧根源于这片土地，寻找与探索经典，继承与发扬文化，都应该发生在这里。”

回国头两年，崔健被一家从事制造业的美资公司聘用担任人力资源主管，他把国学文化的小树苗种进了这片土壤。入职半年里，他和同事们在公司内相继办起了国学讲座和少儿读经班，公司的职工及子女均可参与。“我离开的时候，发现有更多小树苗长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愿意去了解和学习对自己有帮助的国学。”

在北京的头一年，因为一直致力于公益课程，他基本属于零收入状态。面对租房和生活压力，只是靠太太的收入以及父母不时的接济，一家人过得很清贫。

他也会偶感在孤军奋战，甚至遇到警察找上门来，查他是不是在搞什么不法活动。“如果是为了钱，或者介意贫穷与质疑，我就不会选择做现在这件事，我的课欢迎任何人来听，哪怕你只是路过。”

“我邀请他来给学校的孩子上国学课时，他考虑了很久，不是因为费用，而是怕教不好孩子。”北京海淀区星火小学的校长关红向崔健递出了橄榄枝，以200元一节课的费用聘请他为学校“课后一小时”的国学课老师。

关红说，“我们想教会孩子做人”，这与崔健的初心不谋而合。每节课的最后10分钟，崔健会教孩子们一些基本的国民礼仪：吃饭的时候要端碗，不要发出声音；给人端水端饭的时候要用双手；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要捂住嘴巴……

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崔健给关红交了一份课业总结：经常有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又有几个家长反思过，形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孩子只是我们的复印件。现在，这些复印件上有了瑕疵，我们该从原件上着手还是要去复印件上折腾呢？关红看后十分重视，转发到全校教师群里供大家学习。

这个学期，关红又邀请崔健在学校开设“齐家读书会”课堂，在全校范围内招募20个家庭，每周一课后由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参与。家长常莉莉听完第一节课后告诉崔健：“您这堂课讲得我的心特别疼，我才发现原来那些问题都是我的问题，我回去后一定好好反省自己。”

去年9月，梁东兰邀请崔健到自己的公司给职员们上国学课，这个课堂也是对外开放的。郝彦丽每次听完课回到家都在半夜12点了，仍坚持节节课必到。教师节，梁东兰组织全体学员，一起给崔健放了一首《感恩的心》，并为他送上了写满大家祝福的卡片和鲜花。“我一个大男人，平生第一次收到鲜花，当君君这个孩子把一大束花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感到了远比任何的金钱物质更温暖的感动。”

刚回国的时候，一位长者告诉崔健：“这个世间需要的不是抱怨，而是坚持做自己该做的，最终找到两个认同的人站在你的两边；慢慢地他们也能找到同样的人站在自己的两边，那时就能形成善的力量，改变一方的风气，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流，这远比抱怨有用得多。”

崔健觉得，自己的国学造诣还不够深。“如果用一杯水来形容，我现在也刚刚没过杯底而已，离满溢还有很远。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否则，人的内心就会如干涸的大地，缺乏滋润而龟裂。”他从不把学员当学生，在他看来，这些听他讲课的人更像朋友，大家一起相互督促与进步。

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教学相长就像在凿墙一般，有时很用劲也只能敲掉几块墙皮，但只要坚持，总有凿通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似乎能听到墙被打通后‘嘭’的一声，原来的障碍没有了，通了以后才会看到里面最美丽的画，那样的时刻是最令人欣喜的。”

2016年12月12日，崔健完成了这学期最后一堂“齐家读书会”的教学。课程结束时，他再次分享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论语》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

那天晚上，崔健收到了“齐家读书会”微信群里众多家长的致谢，其中有一位家长写道：“我问孩子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懂得了很多做人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