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里，马一浮是一位具有隐逸名士风采的诗哲、国学大师。他出入三教，归宗六艺，立足于传统经典，坚守成德教育，以完善人的生命境界，由此形成了他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学教育思想。

马一浮所定义的“国学”，不是当时所流行的中国之哲学、文学、史学；也不是经学、诸子学、考据学，而是以传统经典为主要承载，“统摄于一心”的“六艺之道”。在《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中，马一浮集中阐述了他对国学的基本看法。他指出，“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由此而知“道本一贯”；“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的，不可目为骨董”，由此而知“妙用无方”；“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由此而知“法象本然”；“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由此而知“性德具足”。马一浮对国学的定义和辨析具有很大的新意。显然，他所指的国学不是一堆客观的资料或者死的知识，而是富有生命力、可以体悟、具有妙用的学问。国学本是为应对西学冲击而出现的专门之学，胡适倡导的国故整理强调对国学进行客观研究，顾颉刚则认为国学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同样可归于一种科学的研究：“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这是有意义的，但在胡适和顾颉刚的眼中，国学主要是指客观的学问，国学研究只是把“问题”研究清楚，因而难免对国学所蕴含的创造力有所忽略。马一浮则不一样，他视国学为有生命力的载体，体现出生命的智慧，国学是人本心自具的德性之学，是活着的、从人心中自然流露的一贯之道。马一浮对国学的创造性阐释，体现了新儒家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取向和新的拓展，国学教育由此也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其重点在于德性与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是马一浮对国学以及国学教育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马一浮所指的国学，其核心为六艺之学，他认为“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凡诸子、史部、文学之研究皆以诸经统之”。马一浮所说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艺之学需要阐明六艺之道，故尤重义理之学。六艺之教则是培养六艺之人，故其教育以六经为主，并以经来统摄包括西学在内的其他学术。马一浮指出，六艺不是历史的、文本的、客观的知识，它是可以为一切学术所提供的“统”，即是“理”，一切学问虽各有其方法和对象，人虽然可以从事各种类型的思维活动，但其背后，则不能没有价值的根基和文化的意义。在马一浮看来，六艺之道是前进的，绝不是倒退的；是日新的，绝不是腐旧的；是普遍的，是平民的，绝不是贵族的。六艺之道是人心同然之理，是对普遍价值的知与行，真善美都包含其中。由于六艺之道的载体是经典，所以经典不仅为这一意义世界提供了桥梁，经典本身也获得了新的精神生命。

与此相关，马一浮国学教育的重点为六艺之教。六艺之教即是教人明心见性、由仁行道，注重的是当下而非考古，是“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也即马一浮所说的“德教”或者“性德之教”，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日语境中的德育和道德教育。后者更偏于现行的伦理规范，而前者则是传统语境中性分自足、仁义内在的道德心，“仁是性德，道是行仁，学是知仁”。马一浮强调，六艺之道是从人的性德中自然流出的，“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为仁义，开而为三则为知、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性德开显，则有德之“相”，即人若具备德性，其表征体现在言行气度之中。马一浮对六艺的这一解释，与他对国学的全新阐发是一致的。六艺虽指儒家的六部经典，但六经并不仅是知识或典章制度的汇集，而且承载着儒家的道德理想与人文精神；六经不是呆板的历史古物，而是活泼的、具有生命力的性德之道。因此，对六艺的理解应该从性德上着意，其核心是仁，五常六德都是由仁开发出来的。这个“开”字，体现出儒家六艺之学的主体性，表明仁体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在过去能够开出五常六德，在时下或将来同样可以开出适应新的时代形势的新文化。

在方法与工夫论上，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了为学的四条标准：一、主敬为涵养之要；二、穷理为致知之要；三、博文为立事之要；四、笃行为进德之要。主敬不仅仅是对生命本身持一种敬畏之心，更是一个动态的向内反省观照的修养工夫。因为知不可能以散乱心得之，故主敬涵养是穷理致知的前提。穷理与致知则必须“合下用力”，同时并举，意谓六艺之教不是空谈，而是实践。穷理以思为主，博文则以学为主，学思并进，缺一不可。笃行需贯彻到每一种工夫中，而进德则是工夫之效验。进德的关键在于笃行，是否进德不能靠闻，而是靠行。对于闻见之道，只有通过行的验证，才可谓之知，如果不能检验，那就仅是闻，而不是知。可见，马一浮对笃行进德的阐发，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马一浮的四学规反映出他对宋明理学具有更加自觉的体悟与继承，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可贵的创新。可以说，四学规为国学的研究与教育指明了路向，确定了价值原则，堪称有得之见。

总之，马一浮对国学的理解虽然带有明显的儒家立场，但包含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内核，那就是他认为以“六艺”为代表的传统经典作为保存中国文化的载体，不只是外在的文本，而且与人的内在心性直接相通，由此他阐扬了国学研究的真义——对中华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开新。国学教育的实质也随之被揭示出来，即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与德性熏陶，通过经典教育和人文教育展现出开放的、包容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从而加强后来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创新精神。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