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新史学，注重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智识”，特别看重历史智识。强调治史者要有“史心”。他说：“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济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连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他历来提倡“史心”，为召唤国魂的国史教育和新国史而撰写历史，认为国史教育与研究对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现代化有重大意义，“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于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他认为“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治史必须要兼有史识与史心，史识是治史必须关照现实社会矛盾，要为民族前途和长远利益谋划，不应该仅仅是清理历史掌故，沉浸在旧事之中。史识是以人物忠奸作为历史研究与评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世运兴衰得失中求取知识。史心是必须对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抱有宽容、健康的心态，应当揭露和批判文化中的糟粕、病态与阴暗，但不能独断地全盘自我否定，应当把握分寸，否则会伤害民族自信心，阻碍民族文化正常发展。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