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国学热”，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都呼吁、提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要忘本。传统文化蕴含着民族的记忆，热爱传统文化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国学热”的同时，很多人对什么是“国学”并不十分清楚，或者模棱两可。到底什么是国学？著名学者刘梦溪为您讲述“国学”概念的渊源与流变。

刘梦溪

历史上“国学”指的是“国立学校”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庐山下面有个白鹿洞书院，后来南宋朱熹把它建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其实就是一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现代学术“国学”概念的出现

“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1902 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 年这一年，梁启超和黄遵宪提出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1902 至1904 年，梁启超写了一本《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在最后一节，他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在这里他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5月，张之洞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劝学篇》。《劝学篇》“外篇”里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921 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的时候，转述了张之洞的这一主张，但对他的说法作了改变。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却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和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了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 年讲的“国学”，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但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胡适第一次给“国学”下定义

1922 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 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3 年，北大“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一词出自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一书。“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分疏。

但这个概念的内涵还是太宽了，后来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因为“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了，古代的社会制度、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学术界在三四十年代都不约而同地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 “固有的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到宋代的时候，就是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到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和嘉庆时期，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上述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

钱穆(1895─1990)

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而马一浮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只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个定义。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了。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1938 年5 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请马一浮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竺可桢是大气物理学家，哈佛博士，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1936 年刚到杭州就任浙大校长时，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学问超群，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但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文章他也很少写，观念上与当时的潮流不合。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后说，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上面批准；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马一浮(1883～1967)

第二年，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泰和，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私淑弟子，一百箱书。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竺校长接到此信，立即将马先生接到了泰和，就在1938 年5 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楷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

可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马先生的两位朋友——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国学和“六经”

“六经”的文词很难读，怎么进入呢？《论语》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这个“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演讲录》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敬”字。“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这种“自性的庄严”，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实现呢？马先生当然实现了。陈寅恪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是“自性的庄严”的表现。马先生对这个“敬”字的解释，有一极重要的特见，他说《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先生说“志”就是“敬”。因此这个“敬”是不可以被“夺”的，因为已经构成个体生命的价值信仰，当然不可以“夺”了。

学者、知识人士应该有“自性的庄严”，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庄严”的突出体现。人的“自性的庄严”，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于中国传统这一块亟须填补的，我认为是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理念，包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和同等，这是最重要的亟待填补的精神价值。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当然文化价值的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文明的观念、途径、方式、礼仪的填补建构。在这方面，中外的价值理念可以互阐。

节选自《京华漫笔》，北京市政协宣传中心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责任编辑：张春霞

《京华漫笔》是北京市政协新闻宣传系列丛书之一种，所辑文字从京之味、心之悟、文之道、书之语、思之忧等方面，对北京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挖掘和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