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钻研词学几十年的谢桃坊，将词学论文集《词学辨》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后，自酌词学研究可以暂告一段落，考虑向国学研究转移，试图探索更广阔的思想天地。

2007年，由中央文史馆举办的首届国学论坛会议上，谢桃坊参会并提交论文《论国学》。该文同年在《学术界》发表，引发瞩目。之后谢桃坊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学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他的《国学论集》，收入了其思考国学的理论文章26篇。

抗日战争期间，国学运动向西南转移，四川成为中心。谢桃坊发表了《四川国学运动述评》《四川国学运动述略》两篇文章，并出版《四川国学小史》，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

在研究国学过程中，谢桃坊特别发现，关于到底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定义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答案，说法纷繁杂乱，以致达到令人困惑的地步。于是，踏入国学研究领域的谢桃坊，费了不少功夫，专门弄清楚这个问题。

分清“国学研究”与“国学基本知识”

谢桃坊认为，当人问起“什么是国学”时，需要先区分“国学研究”与“国学基本知识”，两者不可等同。“国学研究”中的“国学”，要从1905年上海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创刊说起，这标志着“国学运动”兴起。而“国学基本知识”则包括当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了解儒家经典学说、学习琴棋书画等等。

而谢桃坊所说“国学”，主要是从“国学研究”的范畴对“国学”进行定义。

在西南师范学院上学时，谢桃坊曾读到德国经济学史家维尔纳·桑巴特的经典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他决定采取桑巴特“理论的历史的学术方法”，去考察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国学运动的理论与历史。

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标志国学运动的兴起。其中代表人物包括王国维、章太炎等学者。他们提倡国粹，认为弘扬国学就是保存国粹。这一批学者也因此被称为国学运动中的“国粹派”。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学运动开始出现了新倾向。代表人物包括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被称为“新倾向派”。主张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以纯学术的批判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后来，新倾向派成为了国学运动的主流。

狭小学术问题的考证意义重大

翻阅了《国学季刊》《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论文之后，谢桃坊发现，这些国学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即基本上是考证性的论文。

经过一系列梳理，谢桃坊倾向于认可这样理解国学：“国学是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一门学科，它是中国学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其主流就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狭小、困难但重要的学术问题。中国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献里存在很多学术问题，例如典籍的真伪、版本的源流、文本的校勘、文字的考释、名物的训诂、人物生卒及事迹、作品本事、历史地理的变迁、金石碑文的解释、文化交流的线索、历史的疑案、宗族的世系等等疑难而艰深的问题，它们只有在学者长期而深入的专业研究中才能被发现，而且只有搜集大量可靠的材料，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的研究，通过传统而又科学的细密的考证才可能解决，这就是国学。研究这些问题必须熟悉中国的四部书——经、史、子、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修养，具有文献学知识。国学研究具有纯学术的性质，不具功利性和实用性，其学术意义在于扫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谬妄和迷信，为其他学科提供事实依据，寻求学术的真理。”

谢桃坊举例说，中国传统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黄帝”是谁？他是不是写过这么一本《黄帝内经》？这就需要一番考据。比如有德国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游记》是虚构的，甚至马可·波罗这个人的存在与否，都是需要考证一番的。马可·波罗在中国当过官，不可能没有正式官方文献记载。后来有历史学者在一则官方记载短短的文句中找到几句话，间接证明了马可·波罗的确存在，而且的确到过中国。此外，比如魏晋名士热衷的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些问题，医学家是不会专门研究的。它属于国学考证的范畴。

谢桃坊说，正是一点点的国学考证，对于恢复历史真实的面貌，有着非常重要甚至极其关键的作用。国学考证可以为哲学、史学、文学、地理学、社会学、文献学及自然科学提供事实的依据。这些事实依据很可能动摇某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能澄清历史的重大疑案，可能清除传统文化观念中诸多的谬误，其力量是无比坚实而巨大的。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命脉，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中国各学科的学术成就，寻求有关中国学问的渊源，则不难发现20世纪国学运动新倾向形成之后，许多狭小学术问题的考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它往往是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谢桃坊说。

这样的国学定义，有人或许认为过于狭隘，但它是建立在事实考察的基础上的，至少它是对国学运动主流意义的阐释。虽然有学界友人明确表示不赞同谢桃坊的意见，但是却拿不出证据来反驳。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国学就是中国所有传统文化的知识，尤其是儒家经典。让孩子们背诵《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谢桃坊提醒我们，“这当然不算错。但是需要强调一点，国学知识并不等于国学本身。至于社会上有些人把琴棋书画也拉入国学范围内，用商业化的形式来运作，这就是离国学主流更远的理解了。”

研究国学之余大力弘扬蜀学

对国学概念的模糊，在谢桃坊看来，原因跟人们对20世纪国学运动的历史颇为生疏，因而很难认识国学的性质与意义有关，“尤其是它成为热潮之后很快被世俗化和商业化，也将国学研究与国学基本知识混为一谈，尤其在弘扬国粹时使国渣泛起，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性质、对象和方法及其学术意义。”

为此，谢桃坊专门写了一本《国学谈录》，2020年11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与其他以通俗方式谈国学的书大都是对中华传统经典或儒家常识的介绍不同，谢桃坊阐述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介绍国学研究的科学考证方法，并分享包括严复、廖平、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等国学大师的治学道路。谢桃坊说，“我希望能帮助年轻人从更高的学术意义上认识中华优良的学术传统。”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于1993年创刊，标志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兴起。国学的发展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学研究机构不断出现。

四川省社科院于2014年成立国学院，谢桃坊是国学院成员之一。他建议与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合办《国学》集刊。建议得到支持，不久便以大型纯学术高级国学研究刊物的面貌面世，每集60万字，繁体字横排，印刷装帧精美；以四川省社科院和文史馆学者为主要作者，面向全国和海外。“我们的目标是将其办成第一流的国学杂志，以弘扬国学，为我省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切实贡献。《国学》集刊于2014年创刊，至今已出版五集，在国内外产生了学术影响。著名的国学家吴光先生认为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国学研究刊物。”

在国学研究之余，谢桃坊还将部分精力放在了蜀学研究的领域。谢桃坊率先向有关方面提出，希望创办一个研究蜀学的大型学术专刊，以切实起到弘扬蜀学的作用。

2006年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与西华大学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蜀学》创刊，由谢桃坊负责组稿、定稿和编辑，每年出版一辑。在该刊物上，谢桃坊先后发表了《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论蜀学的特征》《古蜀史料辨伪》《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等文，对蜀学的性质、特征、研究对象等进行了论述。对蜀中学者扬雄、苏轼、杨慎、李调元、刘咸炘、吴虞、郭沫若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由于年龄的关系，谢桃坊一般不再参加馆内活动，但由他负责的与《蜀学》《国学》的联系工作还将继续下去。同时他个人的学术探究亦将继续下去。“我们对学术真知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只有一步一步地去逼近它，学者生命之树常绿的秘密即在于此。”谢桃坊说。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