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之后，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比汉族落后，总担心汉族的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们。他们一方面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另一方面又疑神疑鬼，对文人们的诗词文章特别注意，只要从中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就说是影射朝廷，大兴冤狱，并往往株连无辜。清朝的文字狱保守估计有200余起，除了极少数是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初期时的庄廷鑨《明史》案。浙江人庄廷鑨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一部《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桢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庄廷鑨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对满人有攻击的字句。康熙二年（1663年），被一个贬职的县令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鑨已死，结果被刨棺戳尸，他的弟弟庄廷钺被杀，他的父亲庄允城死于狱中。此外，凡是参与此书编撰、作序、校刻者，甚至售书、买书、藏书者也都被杀，地方官亦有株连而死者，一共有七十多人被判处死刑，另有几百人受此事牵连而被充军。

清朝文字狱的典型例子（清朝文字狱是谁发起的）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南山集》案”又称“戴名世案”。戴名世著的《南山集》(因居桐城南山，故名)，采用了桐城人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中的材料，其中有叙述明末清初的抗清事实，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事发后，戴名世被处死，300多人受到牵连。

雍正朝的“查嗣庭案”。查嗣庭为隆科多党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选用《易经》、《诗经》上的“正”、“止”二字(民间俗传“维民所止”)命题，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头。查嗣庭被抓捕后，于雍正五年病死在狱中，但仍被戮尸枭首，他的亲属或被处斩、或遭流放。因查嗣庭与年羹尧案牵扯出的汪景祺（曾著书为年羹尧歌功颂德）都是浙江人，雍正帝下旨暂停浙江乡试，3年后才恢复。现代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就是查嗣庭哥哥的后人。

吕留良案也是雍正朝有名的文字狱。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的一个落魄文人曾静派其弟子张熙去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可他根本没有效仿老祖宗抗击金人，恢复汉人统治的念头。岳钟琪将这件事报告了朝廷，雍正帝下旨将曾静、张熙抓起来。曾静交待其叛逆思想来源于吕留良的著述，因而引发吕留良案，此时吕留良已去世45年。经审查，在吕留良留下的著作中发现了以下罪状：蔑视朝廷，视满清为异类，称清朝皇帝为“夷”，主张分清“华夷之别”；对南明政权心怀留恋之情，称吴三桂的部队为王师；借自然灾异预示满清统治不稳固，要改朝换代。雍正十年（1732年）对吕留良案作出了处理。将吕留良以及其已故子吕葆中、已故学生严鸿逵都戮尸枭示。吕留良之子吕毅中、严鸿逵学生沈在宽等处死。吕、严两家的后人发配到东北，给满族骑兵当奴仆。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成为“送命诗”。雍正八年（1730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一篇奏折里，误把“陛下”的“陛”写成“狴”，惹怒了雍正帝。雍正帝马上将徐骏革职，再派人抄家，这一抄，抄出了大问题。办案人员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于是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徐骏是在讽刺清朝统治者没有文化，还要装出有文化的样子。此外，办案人员又发现了“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两句诗，这本来是表达朋友之间深情厚谊的意思，办案人员却认为，“明月有情”“清风无意”，是在怀念明朝，讥讽清朝，实属“大逆不道”。这样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大罪，被处斩，他的诗集文稿全部被烧毁。

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有增无减。乾隆一朝各类文字狱案件约有130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如果说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点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乾隆大兴文字狱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

胡中藻诗狱案。胡中藻是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是乾隆初年辅政大臣鄂尔泰的“首席大弟子”。乾隆二十年（1755年）3月，乾隆帝指责胡中藻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中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是大不敬、是狂悖。在乾隆帝的无中生有下，胡中藻被处死，连他已经去世的师傅鄂尔泰也被撵出了贤良祠。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写过一首诗叫《塞上吟》，诗中称蒙古人是“胡儿”。乾隆帝看后勃然大怒，认为满洲蒙古是一家人，说蒙古人是“胡儿”，就是数典忘祖，斥责鄂昌是满人中的败类。再加上此前鄂昌曾接受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史贻直的请求，推荐其次子担任甘肃布政司。数罪并罚，赐鄂昌自尽。实际上，乾隆帝是通过兴起胡中藻、鄂昌案，打击和铲除鄂尔泰朋党势力，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著有《一柱楼诗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被东台知县告发。清廷经审核其作品后，认为徐述夔“实为罪大恶极”。如《咏正德杯》一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两句，乾隆帝认为“壶儿”即“胡儿”的谐音，“搁半边”被暗指要推翻清朝。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本来是说“明天早晨”，乾隆帝却说是指明王朝；“去清都”本来是说到北京去，可乾隆帝硬说是废弃清朝，有“兴明灭清”之意。最后定徐述夔为“悖逆”之罪。当时徐述夔和他的儿子已死，遂进行剖棺戮尸,其孙子和改稿人、校对人都被处死。扬州知府(东台县隶属扬州管辖)、东台知县也都因失察罪被革职。乾隆朝时曾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沈德潜，因在生前为徐述夔的诗集写传也受到牵连。再加上他的《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朝廷认为是影射满洲人以异族夺取朱明皇位，虽然已经去世9年，仍被下令开棺戮尸，挫骨扬灰。其家族和学生也被一一治罪。沈德潜生前无限风光，死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清朝文字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反动措施之一，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制度。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清朝的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其顶峰时期自顺治朝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前后约140余年。嘉庆帝亲政后改变了乾隆朝的文字狱政策，着手平反，此后文字狱基本结束。清朝的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严重阻塞了进步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文化研究的发展。当时的知识分子一举手、一投足，稍有不慎，甚至莫名其妙间就会得罪了统治者。一些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2、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的官员大多数是通过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一些官吏就以查出犯忌文字作为自己邀功晋升之路。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又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3、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怖，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使清朝的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越来越僵化，整个社会就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气。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基础上迅速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中国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终于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迎来了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从此惨遭帝国主义的蹂躏达10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