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画像）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

宋神宗赵顼怎么读（宋神宗赵顼简介）

北宋失去了一个理想主义者。

这个理想主义者就是宋神宗赵顼。

他终其一生都想要通过改革变法来壮大北宋，到头来只是一顿徒劳无功的折腾，竹篮打水一场空。

新即位的皇帝赵煦（即宋哲宗）也许对父亲的新法并没有什么意见，但赵煦只有十岁，国家大权全都掌握在太皇太后（神宗的母亲）高氏的手里。

这位老成持重的太皇太后显然对宋神宗一系列的变法行为并不感冒，所以不久之后，神宗皇帝的政策都被逐一废除。

国家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但对赵煦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因为他实在是太小了。

年纪越小，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力就越弱。

可赵煦并不像历朝历代那些小皇帝一样完全被人牵制，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他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先皇大行，新皇即位，作为老邻居的辽朝自然要派出使者看一看北宋是什么情况，新皇帝怎么样。

依礼，辽朝遣使，作为皇帝必须在大殿接见，但赵煦年方九岁，少不经事，大臣们很担心小皇帝看了辽人怪异的服饰和粗犷的容貌而被震慑到。

如果在接见的过程中露出胆怯和害怕的样子，难免有损国体，叫辽人耻笑。

（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

所以大臣们在接见的前几天就不停地对赵煦介绍辽朝的风俗、辽人的穿衣着装以及相貌，希望可以先给皇帝打上预防针。

小皇帝默不作声地听大臣们说完，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小皇帝面对群臣的安利，只是不紧不慢地问：辽朝的使者是人吗？

这一问把大臣们问愣了，大臣们只好回答，陛下，何出此言啊，辽人虽然身材粗犷，服饰怪异，但和我们一样，都是肉眼凡胎，血肉之躯，当然也是人。

小皇帝听罢，笑着说，既然是人，那又有什么可怕的？我又怎么会怕他们呢？

群臣哑口无言。

他们这时候才明白，眼前这个一身稚嫩之气的帝王，远远没有他们看起来那么简单。

因为皇帝虽然年幼，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君。

他不想被群臣掣肘，更不希望自己被太后牵制。

但初登大宝的赵煦对朝政却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因为就算有一部分大臣知道小皇帝不简单，但朝野上下还是普遍认为皇帝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朋友，所以每当有朝政需要处理时，大家都会很有默契的绕开皇帝而选择向太后汇报。

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历朝历代都有这种情况，这本来无可厚非，但直到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仍然坐在皇帝身后听取朝政，而大臣也像以前一样，只要有事，必然绕开皇帝，直接向太后报告。

这种情况让这对名义上的母子开始充满矛盾，也让皇帝对这帮唯太后马首是瞻的大臣们非常愤恨。

自己作为帝王处境艰难，似乎还可以忍受，但高太后对自己生母朱氏的态度，却再次让赵煦恨的咬牙启齿。

自己的生母朱氏出身卑微，神宗皇帝驾崩，赵煦登基，朱氏只被尊为太妃，这是一个根本算不上尊贵的位份。

皇帝想要追尊自己的母亲为太后，但却没有任何一位大臣表示支持。

朝中大臣们不仅没有一个人替皇帝说话，反而意图将朱氏这个太妃的身份一降再降，通过降低皇帝生母的身份来抬高高太后的地位。

作为帝王，他不能干预朝政，还要受到大臣的冷落，就连为自己的母亲挣一份原本就属于她的待遇也办不到。

（北宋大臣）

高太后的所作所为和大臣们的残酷行径对赵煦来说，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在皇帝的视角里，整个北宋朝廷几乎没有一个好人。

但现在他只能默默隐忍，等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这个时代很快就来临了。

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权力的顶峰暂时流连，谁都不可能永久把持一个王朝的命脉。

人和时间相比，人只是时间中的一个小小波澜，转瞬即逝。

而人和一个王朝相比，也只不过是悠悠王朝中的沧海一粟罢了。

（高太后画像）

高太后已经垂垂老矣，不久之后就崩逝了。

赵煦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皇帝亲政之后的一件事就是清算以前的仇恨。

他罢免了大量高太后执政时期任职的官员，诸如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了罢黜和打压。

在朝堂之上，皇帝甚至直言高太后“老奸擅国”，想要废除高太后的封号以及死后的殊荣。

这些行为，全部基于赵煦年少时的愤恨。

他需要发泄，需要复仇，需要将多年来的压抑和不甘全都释放出来。

匹夫之怒，尚且血溅五步，何况天子之怒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年为高太后效力的“旧党”官员们如今在皇帝的打压之下可谓是“死走逃亡伤”。

而那些曾经效力于先皇（神宗）新法而被高太后罢官贬爵的“新党”官员们却再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新党旧党的交替，大量官员的罢免和任命，让北宋帝国突然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政治氛围中。

百废待兴的北宋帝国等着皇帝去治理，但皇帝却把大把的时间投入到了新旧官员的党争之中。

不过赵煦就是赵煦，赵哥从小就展示出的明君气象不是吹的，他时刻记得对于北宋帝国最重要的事情，并非眼下的朝堂之争，而是对外的军事方针。

赵煦治下的北宋，面临的强敌主要还是辽朝和西夏这两位老对手。

由于北宋常年给辽朝发红包，辽朝领了红包之后，基本上就不怎么闹腾了。

但另外一位老邻居西夏，显然人品不是很好，领的红包和辽朝的一样多，但是领完红包之后并不满足，经常滋扰宋夏边境。

我本人对北宋的军事策略颇有微词，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发红包（给辽朝、西夏大量银钱）的方式能换得暂时的和平，但这种和平一不体面，二不持久，只是粉饰的太平。

况且，为什么同为政权，每次都是北宋给别人发红包，而不是别人给北宋发红包呢？

有一位网友的留言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用开玩笑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发红包没有什么不妥的，北宋是爸爸。而西夏和辽朝都是儿子，不过是为了不让儿子太过顽皮，爸爸给他们发零花钱罢了。

这个比喻听起来很合理，但实际上却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因为真正教育儿子的方式是言传身教，是略施惩戒，而不是一味纵容的发红包。

一味地给零花钱，只能证明这个父亲是个懦弱的父亲，他根本无法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而之所以西夏敢这样明目张胆，正是因为北宋这种懦弱的态度，加上北宋的上一任皇帝宋神宗曾经举国之力，讨伐西夏，没想到被西夏打了个屁滚尿流，全军覆没。这让西夏认为北宋其实是个软柿子，就算北宋常年给自己发红包，自己还是得捏一捏，所以西夏经常组织队伍，在宋夏边境上打游击。

先皇神宗常吃败仗，前辈仁宗、英宗又是喜欢对外搞怀柔政策的守成之主，这让多年来未尝一败的西夏王朝肆无忌惮，但非常不幸的是，这次他们遇上了赵煦。

作为一个睚眦必报的君王，他对西夏王朝这种收人钱财却说话不算数的行径非常痛恨，于是一改北宋帝国的军事方式，开始了和西夏军队的正面较量。

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向被少数民族政权追着打的北宋，居然扬眉吐气了一回。

洪德城之战、平夏城之战，两场战役打得干净利索，把一向嚣张跋扈的西夏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也许在当时看来，这只是发生在边陲之地的两场战役罢了，但在宏观意义上，两次战役的胜利，不仅仅是迫使西夏臣服那么简单，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个一向被称为“弱宋”、“大送”的帝国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愿意苟且偷生，谁都有一统天下，扫平四海的梦想。

可梦想终究是梦想，又能有几人实现呢？

（宋夏战争）

后人之所以对古人的历史指指点点，是因为我们了解历史，我们开了上帝视角，我们只知道谁错谁对，却根本不能体会一个政权在那样的乱世中历久弥新，已经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活着，已经很了不起了。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

执政十五年整的宋哲宗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悄无声息地在一个四下无人的清晨驾崩于自己的寝殿，时年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这本来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对皇帝来说也不例外，而赵煦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一刻。

北宋帝国的繁荣和璀璨没跟着赵煦一起停留，从此之后，北宋失去了它最后的黄金时代，开始了摇摇欲坠走向深渊的道路。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果宋神宗赵顼的驾崩是一场理想主义的幻灭，那么宋哲宗赵煦的离世，就是一场现实主义的崩坍。

北宋的明天，不会最坏，只会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