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帝开始到周朝灭亡，王制在中国延续2400余年，基本社会制度保持着大致上的一致性。

为这一社会形态提供稳定性基础的是“法天则地”和“天下为公”观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哪部著作）

九州五服天下一统制度和以祭天典礼为中心的礼乐制度，所依据的是“法天则地”思想；

而“天下为公”观念，则是分封制与平等的封国联盟、井田制与什一税制度、设官分职与选贤任能制度的思想基础。

这样的思想产生于以农耕为生的中国人对孕育万物的大地的感激，对高远无常的昊天的敬畏，以及对宇宙万物生存法则的感悟。

这使华夏民族很早便形成了天地人之间的深刻观念，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

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记·礼运》）就成为各代贤王以“天地为本”确立王制制度的基本原则了。

《礼记·礼运》云：“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仪以为器，人情以为田，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事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仪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

当然产生这样的思想，除了与中国质朴的农耕生活有关外，土地相对于人口来说较为宽泛，必定是原因之一，而真正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以天心为人心的民族①，一个知性远胜于感性的民族，化解善恶福祸之心的方法，惟礼乐和法度也②。

中国人首先选择的是礼乐而不仅仅是法度，是法天则地而不是人为自然之主，是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私，是循道守德而不是张扬欲望和激情。

然而，人处在天地之间，居地而生，靠天吃饭，相对于天地的广大而言，是无助和渺小的，如何法天则地、循道守德呢？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天地人的关系问题。

显然，基于农耕生活的经验和感悟，华夏族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从一开始便是客观而透彻的，如老子断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五章），天地是无所谓仁慈与不仁慈的，它对待万物像刍狗一样，任凭着自然的变化而生灭。

万物如此，人于天地便也是如此，而且人处在天地之间，并不比处于风箱中的老鼠的处境好多少。

天地动静不止，变化繁复，“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德经》五章），于虚中产生实物、于无中孕育生机，关键就在于所具有的不可穷尽的变化。人要顺应这种变化只能努力“守中”。

“守中”之人，最关键的便是做到与天地变化的动静相宜，甚而成为天地之间的“无”。而与天地动静相宜的关键是人心，人心若能虚、若能空，天地之间便为空、便为“无”，若能如此，便会“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道德经》三十二章）

显然，天地相合是华夏族对自然变化的的一种感悟，由此感悟引申出男女相谐、阴阳相抱、盈亏相替、祸福相倚，乃至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静制动、为而不争的和谐信念。天地相合，循道守德，为而不争，无人可与之争也。

然而，尽管道理如此，又有谁可保证人人会为而不争呢？炎黄战于阪泉，成汤兴师罪桀，武周出兵伐纣，即便是替天行道，也总是一种争战。圣人尚且如此，况且百姓乎！

大道玄德，不是所有人可以参透得了的，即使参透得了，也不能保证认识上的自觉可自动转化为行为上的自觉。这给王者提出了一个如何为王的问题。

为王者不仅自己应循道守德，还要以身作则，积德行义，教化万民，行法度、制正朔，尚礼乐，以彰王道，非如此不能为王。

所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这便是王道——王道荡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然而，没有人可以保证所有的君王都能始终如一地奉行“法天则地”和“天下为公”原则，总会因为人性有恶而使大道隐没，此时，天下为公，就变成“天下为家”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君王会以天下为私家之物而传子孙，诸侯会以封地为私家之地而世及子孙，百姓则只能尽力将天下食货据为己有了。

这种情况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能做的，是教民以礼、以知、以义、以信、以仁，达到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贤勇知，设制度、立田里，以防止百姓被无端祸及。

《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段话便是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的出处了。其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描述的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了。

尽管这样的时代有着诸多的不足，也不及大同之世致臻完美，但勉强也算得上小小安康之世。

而孔子生活的时代则连小康之世都算不上，因为已经礼乐崩坏、大盗四起，天下为私了。

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孔子认为起因于周厉王（前？－前841年）和幽王（前781年－前770年）。

《礼记·礼运》借孔子云：“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合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按孔子的理解，鲁国本是周公封国（由其子代君），到了孔子时代，鲁国居然以封国之诸侯地位，行禘礼于郊，这是僭越，因为只有君王天子才有资格祭祀于郊（祭天地大礼），所以，孔子就离开了这个不遵守礼制的父母之邦。周厉王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引发14年共和的那个周天子，而周幽王则以“褒姒一笑”而名闻青史。

而像幽王为博得美人一笑，不惜乱点烽火这样的“不以天下为天下”的颟顸行为，必使天下秩序趋于混乱。至于孟子后来提出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则流于肤浅——不是孟子肤浅，而是世人肤浅。因为人们经历春秋战国乱世之后，已经难以领悟天下为公的王制大道了。

【本文完】

注释

①《礼记·礼运》云：“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食五味，别五声，被五色，正是人的天性，亦合五行之端，故而教化皆是人做。

②《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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