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

1937年，六经皆史，在章太炎（1869—1936）逝世的次年，也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夜，钱穆发表了《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标举章太炎史学之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及文化主义三大特色，从爱好表彰民族文化的角度，以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揆诸章氏一生言论著述及行事，史学虽未必为章太炎学术思想之核心，要之其好言史学，尤其是在晚年，则毋庸讳言。本文以《章太炎讲历史》一书为基础，于章氏之史学观念，略发其端，以为读本书者之参考。

六经皆史（六经皆史理论的史学家是谁）

|处斯乱世，读史最切|

章太炎有一段名言：“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而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章太炎激励青年“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所谓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历史是就广义而言，包含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语言文字亦属于一国之历史之一部分，则使一国家独立于世间者，六经皆史，端在历史。

六经皆史理论的史学家是谁

众所周知，在章氏的学术思想中，他一再倡言的“六经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对于这个命题，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或孤立地解读，似乎只是说明经与史的关系，但章氏所说的“六经皆史”决不是只有如此简单的含义。仔细阅读章氏《文史通义》，可以清楚地看出“六经皆史”的观念决定了章氏关于学术的全部看法，这是解读章氏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从“六经皆史”入手，完整地透视章氏的学术思想，并评价其学术意义。

“六经皆史”的主张不是章氏第一个提出的，但只是到了他的手中，才对这个先已存在的说法赋予了深刻而丰富的学术内涵，并使之成为其学术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从而使章氏的学术思想显示出独具的特色。尤其是在清代整个学术环境已是崇尚义理的宋明理学既衰、以典章名物考订为中心的考据学大盛的环境下，章氏鲜明地揭出“六经皆史”的旗帜，极力强调“学”与“道”的关系，阐明学不离“实事”而非“空言”的原则，并将“实事”定义为“纲纪世宙”之事，并对这些观点提出了一系列翔实的论证，建立了在当时看来属于全新的学术思想，其意义自然非常重大，影响也就非同一般。章氏所以一直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可以说他的这套全新的学术思想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六经皆史是谁提出的

1937年，在章太炎（1869—1936）逝世的次年，也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夜，钱穆发表了《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标举章太炎史学之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及文化主义三大特色，六经皆史，从爱好表彰民族文化的角度，以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揆诸章氏一生言论著述及行事，史学虽未必为章太炎学术思想之核心，要之其好言史学，尤其是在晚年，则毋庸讳言。本文以《章太炎讲历史》一书为基础，于章氏之史学观念，略发其端，以为读本书者之参考。

处斯乱世，读史最切

章太炎有一段名言：“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而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章太炎激励青年“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所谓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历史是就广义而言，包含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语言文字亦属于一国之历史之一部分，则使一国家独立于世间者，六经皆史，端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