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极端天气、粮食危机......一切都变得不确定，时代在转轨，赚钱越来越难。

农民工群体，在大都市的夹缝中求生存，更是雪上加霜，却又在默默支撑着城市化建设，往往被这个时代冷落。

比如，一张“清退令”，超60岁“禁止雇佣”，这背后，不妨让人寒心，“一刀切”何时休？

中国农民有多少人口（中国农民有多少人口2022）

可是，国家又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旨在让农民工市民化。

我们知道，目前有2.8亿农民工漂泊在各大都市，谋求比农村更高的收入。

一方面，因居住条件、户口问题、歧视、各种限制，以及城乡贫富差距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和父母留在农村，想返乡就近生活，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收入也偏低，落得农民工不能骨肉团聚；同时，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年龄已经渐长，或者面临“清退潮”，他们或已返乡，或正在返乡的路上，或已不得不考虑返乡；而第二代农民工还愿不愿意回去农村，这代人大多数是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从事一些偏科技、自媒体、餐饮、服务等行业，但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偏向在家附近周边城市定居或务工，并用更长时间兼顾家庭，一直到完全返乡。

另一方面，这一两年，疫情影响、经济下行、需求收缩、裁员潮起，各种问题，农民工在外务工，产业工资收入过低，支付不起大城市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户籍限制、子女教育、医疗配套、养老问题等一时半会难以解决，城市化能否成功，有待考量。

政策不断释放信号，“十四五”时期，300万以下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谋划超过2亿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目前，中国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有30个，像是浙江温州、广东佛山、珠海、甘肃兰州等城市，人数都在300万以下，但这些城市房价也高居不下，农民工能否买得起，即使买得起，以后能否长期定居下去？

地产泡沫之下，让农民工进城“救火”，能否行得通，值得深思。如果，农民工即使市民化了，都会变成“房奴”，也会变得越来越穷，收入低、生活成本高，不可能长久，要是把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都退出了，更是没退路了，可能第二代农民工更容易市民化，但是成功率极小。

有位王强的经济专家建议，取消房贷，让买不起的人别买，省的压力太大，我觉得很有必要。比如，取消房贷，有以下好处：不用担心断供弃房子、金融风险没有了、房价降了、普通人不再追求不切实际的梦想了、人们的压力更小了，这样更多人会下沉回流到县域或乡村，避免“农村人口空心化”，参与乡村振兴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这给农民工“就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其目的在于“以城带乡”，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农民工以“家庭”为核心，“就近”市民化，才是关键

当前，一二线城市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随着土地、劳动力、房价等各种成本要素的抬升，发展传统制造业已经不再具备优势。这些地方的人才、科技等要素资源集聚，可以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相比之下，中小城市、县城、人口大镇等，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主战场，农民工也会跟着下沉。

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全球性“过剩”——产业工人收入过低、支付不起城市化成本，依靠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推动农民工城市化的先发国家现代化“普适经验”成为了谬论，所以必须依靠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农民工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路径是城乡融合，背后核心是农民工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之路，新在以“家庭”为核心，兼顾“老、中、小”。因为，农民工常年漂泊在外，妻离子散、骨肉不能团聚，老人无法赡养，小孩没法照料，这一现状，必须从整个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考虑。以“家庭”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才是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

农民工“就近”市民化，才是出路，县城就成了重要的载体。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县城才是落脚点，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还能兼顾半工半耕，不能把农村的后路给断了，农民工还能在城乡之间可进可退。

同时，农民工，实现新型城镇化之路，需要立足城乡融合发展，已经适应惯了城市化生活节奏的他们，需要新载体来承接，比如：小城镇、特色小镇、农业产业强镇等。

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基于农民工“就近”市民化来考量，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家庭”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才是农民工的最佳选择，让农村户籍人口基本实现城乡之间的自由转移，适应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文/李国民/跨界融合-策划人/三农研究专注（乡村建设、文旅、农旅）等项目的前期策划、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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