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迦太基（迦太基现在是哪个国家）

“迦太基式和平”本质上是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之上的掠夺和分赃。从2000多年前的布匿战争到上世纪冷战的历史表明，这种不平等的“和平”局面极易引发仇恨甚至强烈反弹，无法带来长期稳定和繁荣。因此，世界必须跳出冷战思维，回归一种能够照顾到国际社会各方利益的多边秩序，塑造更具合作性国际环境的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MarcosCordeiroPires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父、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1919年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所作所为，与2000多年前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146年）结束后，获胜的罗马人对战败的迦太基所采取的做法类似。

迦太基是由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一座古老城邦，布匿战争后灭亡，丧失了在地中海地区的全部势力。而一战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也制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削弱了战败方德国的军事实力。

巴黎和会“四巨头”（左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参与了同盟国投降条件的谈判过程，目睹了英法两国对德国的疯狂报复，以及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无力制止英法的行为。实际上，《凡尔赛和约》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摧毁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并使其背上沉重的战争债务，从而长期削弱德国。同时，和约还催生了国际联盟，但由于美国与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拒绝加入，致其从创立之初便名存实亡。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分析了战前欧洲各国之间的关联程度，认为德国是英、法等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预见到《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不平等条款不仅会削弱德国实力，也会对战胜国的经济造成极大影响。他还预言，德国一旦不堪重负，将造成严重的经济崩溃，波及全欧洲。果然不出他所料，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尤其是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崩盘之后，危机进一步加剧。

同时凯恩斯还预测，德国一旦成功实现经济再平衡，就会采取报复行动。而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崛起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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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胜国对战败国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态度。从1943年德黑兰会议，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再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和旧金山会议，都为战后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制度框架。即使社会主义国家构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体系，但美苏冷战并未对这套国际体系的核心结构造成动摇。

而美国对待德、日这两个战败国的手段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它将德、日两国纳入自己领导的经济体系当中并支持其重建。其中“马歇尔计划”不仅帮助欧洲重建，也推动了欧洲经济的现代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金本位为基础的新货币体系，使几种欧洲货币恢复了可兑换性，并形成了欧洲货币体系，为几十年后欧元的问世打下了基础。德法之间数百年恩怨的消弭，也为欧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使经济得以发展，并将广大工人群体纳入了消费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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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时，欧美西方国家作为冷战胜利的一方，其采取的姿态仿佛又回到了2000多年前罗马战胜迦太基时，倚强凌弱的“迦太基式和平”在现代社会再度重现。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少数人借“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侵占各种公有资产和企业，并导致东欧各国社会援助体系崩坏，失业率空前增长，大多数民众生活苦不堪言。这场悲剧主要表征为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从70岁下降到了65岁。

不仅如此，西方对俄罗斯的“围猎”还体现在北约的不断东扩。老布什同戈尔巴乔夫，以及后来克林顿同叶利钦的谈判中，都曾承诺北约不会向俄罗斯边境扩张。但事实却是，从1999年至2005年间，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内的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加入了北约。格鲁吉亚也曾多次尝试加入北约，但最终因为俄罗斯方面反应强烈而没能成功。还有人试图通过挑起“颜色革命”来使各东欧国家陷入社会动荡，最近的例子就是两年前的白俄罗斯以及去年的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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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前的危机形势，各国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迦太基式和平”战略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是一种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之上的不平等的“和平”，可能引发仇恨甚至强烈反弹。因此，回归一个能够照顾到国际社会各方利益的多边秩序，创造更具合作性国际环境的新型大国关系尤为必要。

我们必须跳出冷战的思维逻辑，建立一个能够应对气候危机、饥饿和贫困等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真正挑战的新世界。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责编|宋平布英娜 编辑|张钊 实习生赵浩羽、尹康君、佟亚璠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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