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是大家熟知的一代才女、巾帼宰相，但是人们对上官婉儿的印象似乎又被这两个抽象的概念死死套住，如果翻阅两唐书，很多人恐怕要大跌眼镜：正史记载的上官婉儿玩弄权术、攀附逆党、私生活混乱，似乎是一个彻底的反面形象。但是历史上又留下了许多对她的称赞之语。那么，上官婉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奇女子？

上官婉儿出身名门，自称是西汉上官桀的后裔，祖父是高宗时的宰相上官仪。上官婉儿本应是尊贵的相府千金，然而上官仪于麟德元年（664年）为李治起草废皇后武则天的诏书而获罪，与子上官庭芝俱被武则天所杀。此时尚在襁褓的上官婉儿随母郑氏被没入掖廷为奴，命运起落如同玩笑。

上官婉儿丈夫是谁（上官婉儿丈夫李显）

即便沦落到掖廷，郑氏依然严格培养女儿，上官婉儿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饱读诗书，《旧唐书》称其“有文词，明习吏事”。14岁那年，时为天后的武则天听说了这位少女的才华，特意召见婉儿，亲自出文题考她，婉儿“援笔立成，皆如夙构”，深得武则天的赞赏。于是，武则天封她为才人，留在自己身边掌管制诰，上官婉儿凭借自己优秀的才华和能力，由低贱的奴婢一跃而成为武则天的贴身秘书，堪称逆袭。

武则天十分宠信上官婉儿，不仅让她负责起草诏书，很多军国大事也允许婉儿参与决策，《旧唐书》称“百司表奏，多令参决”。有一回，婉儿忤逆武则天的旨意，按律当诛，然而武则天怜惜她的才华，只是施以黥刑（在脸上刻字）而恕其不死。

相传，上官婉儿在额间画红梅以遮盖伤痕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武则天被迫禅让，中宗李显复位。然而，上官婉儿的政治生命并未随着女皇一起落幕，她在中宗朝被封为昭容，依旧“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上官婉儿在中宗一朝深受信任、权势极大，所封的昭容乃是正二品，故有“巾帼宰相”之称。

景龙四年（710年），李显暴卒，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谋议，发动唐隆政变，入宫剿灭欲学武则天称制的韦皇后、安乐公主一党。此时，宫廷中的上官婉儿拿出一份李显的遗诏，称是自己与太平公主共拟的，内容有令相王李旦（李隆基之父）辅政之事。上官婉儿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站在李唐王室一方来逃过一劫，但李隆基还是斩她于旗下。

上官婉儿遇害时年仅47岁。史载婉儿葬于洪渎原，追赠昭容，谥惠文，开元年间，李隆基下诏编纂她的文集。

上官仪不仅是宰相，更是著名的诗人，其诗风绮错婉媚，号为“上官体”，当时的文士争相模仿。婉儿诗风颇似其祖，因才华横溢又有政治地位的加持，上官婉儿一度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婉儿身处宫廷，经常参加宴饮，多应制之作，又经常代替李显、韦皇后及诸位公主赋诗，数首并作，满座皆惊。

上官婉儿还经常奉命评定大臣们的唱和诗作，《唐诗纪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唐中宗在昆明池令群臣赋诗，共得百余篇。于是中宗命婉儿评定诸诗优劣，婉儿登上彩楼阅诗，不满意的作品就被随手从楼上抛下，“须臾纸落如飞”。最后只剩沈佺期、宋之问二人的诗作，婉儿略一犹豫后，“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评定宋之问诗为最佳。她解释说，沈诗结句“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显得气势已竭尽，不比宋诗“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依然磅礴有力，于是众人叹服。

彩楼评诗，不仅彰显出婉儿引领文风的气魄，也体现出她的艺术追求：她喜欢的“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蓬勃有力，颇具其后的盛唐气象。《新唐书》谓“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高度肯定了婉儿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上官婉儿的文学才能并不局限于笔墨之间，而是与她的政治成就紧密结合的。她曾劝中宗“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致力于选拔人才，发展文教，《景龙文馆记》赞美说“至幽求英俊，郁兴辞藻，国有好文之士，朝无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张说在为婉儿写的碑铭里也称赞她“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这几乎就是唐人用以形容宰相的标准。

相传婉儿的母亲郑氏怀孕时梦见仙人送给婉儿一杆秤，并说“执此称量天下”，由此可见婉儿执掌机要给唐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上官婉儿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才女，只不过在大众的认知里，她的政治地位和成就经常被才名掩盖。

上官婉儿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女官，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宠爱的小女儿，二人长期活跃在武则天身边，又年龄相仿，那么她们是否相识相熟？当太平公主开始参与政治、争夺权力的时候，婉儿是什么样的态度？为何会出现二人共同拟写遗诏的情况？

直到上官婉儿的墓志铭出土，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2013年9月，在咸阳上官婉儿墓被发现，《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铭》重见天日，这大大动摇了某些正史记载的真实性。

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盖

在两唐书中，上官婉儿被归结为韦后与安乐公主一党，《旧唐书》直言“时昭容上官氏常劝后行则天故事”，“韦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太平）公主，甚惮之”。《唐会要》又记载在李多祚发动政变，要求诛杀韦氏和婉儿之后，婉儿感到恐惧于是“归心王室”，即支持李唐王室，不再与韦后同一阵营。而上官婉儿所拟的中宗遗诏又令韦氏和李氏共享辅政之权。在波谲云诡的“后武则天时代”，上官婉儿的政治立场显得扑朔迷离。

太平公主

墓志铭却带给我们完全异于以往文献的记录：“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鸠而死，几至颠坠。”依此，上官婉儿始终坚定反对韦后母女一派，支持李唐王室，甚至为此剪发、自杀，她并非韦党，亦未有“归心王室”的转变。

此外，墓志铭结尾强调“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反映出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张说为婉儿文集所作的序文里亦有“镇国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嚐共游东壁，同宴北诸，倏来忽往，物在人亡。悯雕琯之残言，悲素扇之空曲，上闻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兰台之新集”之语，大意是说二人昔日同游共处，上官婉儿死后太平公主感伤于物是人非，向玄宗请求编撰其文集。张说另有诗赞美二人：“舞凤迎公主，雕龙赋婕妤。”这些大概足以证明二人之间的熟识。

上官婉儿墓的天井、甬道、墓室均遭大规模破坏，考古学家称是官方毁墓行为。现学界多认为，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重要的政治盟友，中宗去世，李隆基与太平的竞争日趋激烈，李隆基杀婉儿，本身是对太平公主势力的重大打击。至于婉儿身后的丧葬、追谥及文集编纂诸事，则多出于太平的努力。

先天二年（713年），太平公主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赐死，李隆基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毁墓行动，除了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之墓也遭到平毁。

依托于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上官婉儿身上的谜团被一个个解开。如果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一党，那么婉儿初死时太平公主势力犹盛，故而上官昭容多获褒美，并且有拥护王室的正确的政治立场；然而在太平公主以谋反的罪名死后，上官婉儿自然也背负上政治原罪。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时代的人对上官婉儿多有称颂，而玄宗以后，史家出现了大量指责上官婉儿道德败坏的文字记录，除了支持韦后，还有玩弄权势并与武三思、崔湜等人私通，与诸位公主及即位命妇“降墨敕授官，号斜封”，扰乱官员选拔，等等。

除此之外，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上官婉儿身为女子却执掌政要，不免与武则天等人一样背负“牝鸡司晨”的非议，这也影响到后世对她的评价。我们今日接触这些史料，需要意识到所谓“正史”的记录往往是政治性的，譬如《旧唐书》前半部分的编撰依靠的是唐代的官修实录，自然会延续其中的态度和立场。但是即便有全新的出土资料作为参考，亦不可随意否定传世文献的记载，一切都尚需端正的史观和仔细的审视、考察。

上官婉儿一方面是权倾朝野、大权在握的女官，一方面又是主持风雅、引领文坛的才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二元身份。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张说的序文，还是出土的墓志铭，亦或是《唐会要》保留的追谥诏书，当时人都非常重视上官婉儿的政治地位，但是时至盛唐以后，上官婉儿则更多地以才女、诗人的形象出现，关于她的传说和故事也开始更多转向才华与情感经历，与昔日“称量天下”的流行传说大相径庭。这也从侧面证明着政治风向的变化。

上官婉儿的一生可谓传奇，她从相府千金沦落为掖廷奴婢，又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枢成为“巾帼宰相”，手握大权但最后却不得善终，身后凄凉。她与武周、中宗二朝的政治局势紧密关联，始终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塑造着。然而，无论如何，上官婉儿本身就代表着唐王朝前期“文治”的政治转型，这一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政治模式是在高宗、武后年间开始形成的，并不因武则天或上官婉儿的死而终结，它在开元延续、定型，并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陆扬：《上官婉儿及其制作者》，《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仇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学术月刊》2014年第5期。

郑雅如：《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早期中国史研究》第4卷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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