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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的得名，既继承了其先祖后稷种植稷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因他们发明了区田法，而被称为周人，这与周代大力推广井田制是有其承先启后的密切关系的。

不窋读音是什么（不窋简介）

随着精耕细作的区田法的发展，粮食确保增产丰收，促使了周族不断地兴旺发达起来。在商代时，虽曾多次被商王征伐，不得已才离开祖先后稷的根据地，由山西西南部的水流域逐渐西迁到陕西西部的岐山周原，继续发展区田法，积蓄力量，把周族重新复兴起来。

同时，又逐步征伐周人的东北、北方、西北和西方各地的戎狄游牧民族以及各异姓国，扩张领土，进而蚕食商朝的同盟诸侯国，接着联合诸羌亲族，向商朝作总动员的进攻，经过几次交锋，最后灭亡了强大的商朝，建立起享国最久的、世界第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

可惜历来研究周史的，却忽略了周即区田形式的象形字，因周人实行区田法而得名。有了这个当时先进的农业技术，促使农作物的增产丰收，才能供养大型的军队和统治机构，才能远征和开拓疆土，并进行封候殖民，确立了封建制度。

周朝的建立和发展，无疑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大飞跃。政治体系的完备，军队的严密组织，经济体系的完善，物资条件的优越，以及文化的昌盛，是奠定周朝800多年历史的基础，也奠定了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基础。

后稷的所在地在山西稷山县一带，其后裔仍继承了种稷事业，故亦称稷，形成了稷部落。

自后稷传若干代，至不窋末年，因“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这个大突变是因东夷族后羿夺取了夏的政权，由于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所致。作为后稷世代当夏朝的农官的不窋，也因而“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即离开了祖先后稷的所在地稷山，也即农业发达的地区，向北方的戎狄游牧民族区躲避。戎狄与夏族、周族都是同族，所以周人往投依同族，是含有联合起来以抗东夷族的因素。不窋之名，由于失掉后稷之官，从此就不再以稷为族名，而另以住地为称，不窋又作不窟，窟与屈通，是窋即窟、屈。《史记·周本纪》作窋，而《国语·周语》作窟。崔述《丰镐考信录》谓“《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后”。这也只能说周人在太康失国时逃奔戎狄，待到少康复国后，周人又恢复在夏朝任稷官之职，从戎狄又回到了后稷故地。到了夏朝末年的孔甲时代，因商族兴起，不断削弱了夏势力，使夏朝衰落下去。

所以《国语·周语》说：“及夏之衰也，弃稷(指农官)弗务，我先王不窟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夏孔甲之时虽然衰落，但周人也不致失去稷官，只是随着当时夏朝的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剧化，引起了内患外忧，也影响到周人对稷官的失职，即农业技术无法推广到全国。这种衰落情况，从孔甲一直继续到他的曾孙桀，这就是《史记·夏本纪》所说的“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结果被东夷族商人领袖汤所灭。周人完全失去稷官当在这个时候，并迫使他们不得不再次躲离故地，投奔戎狄之间。由于古籍缺略，以致这两次前后逃依戎狄之间，被写成一回事。同时也把不窋当成后稷之子，这样便引起历来史学家的怀疑。如司马贞《史记索隐》便指出，这“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张守节《史记正义》也引《毛诗疏》说：“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

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而梁玉绳亦因《周语》所言世为稷官，则非一代可知。“不窋身当夏衰，则非弃所生可知。“

崔述也认为：“不窋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后稷者，不奋非弃子也。《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后；谓在太康之时，误矣。"因此，在后稷之后，不窟之前，可能失传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传闻。

这一段很长时间，只有《竹书纪年》说：“少康三年复田稷，后稷之后不窋失官，至是而复”，即谓太康时的后稷失官，到少康三年，后稷之后又任田稷之官，一直到孔甲之后，商灭夏，后稷之后才丢了田稷之官，从此，他的一支嫡裔便以稷为部落姓氏，另一支后裔便以周为部落名称。《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后稷弟台玺生叔均，而《海内经》又说叔均为后稷之孙。梁玉绳说是“西经误也”。据此，后稷传子台玺及孙叔均都为稷官，以后或遇上太康失国，其世系失传。

故戴震《东原集》中有《周阙代系考》谓：“史不曰弃卒而日后稷卒，且上承皆有令德之文，则继弃为后稷之官不一人。及最后为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汉初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这种论断是有道理的。自叔均以后的后稷代系很多，由于失传，《史记》便误以为稷生不窋，把整个夏朝400多年之久的后稷世系全都漏缺了，直到夏末衰落，不窋北迁，才又有系可承了。

不窋之名，乃系最后一代后稷因失国北逃于屈地而得名，甲骨文的不字与爪字形类相同，也可通用。而窋即窟，就是挖地洞而居之称，窟亦即屈，必须用手去挖掘，不窋两字的含义，其实即掘字。

《说文》谓“窋，物在穴中虢”。又说“屈，无尾也。”今山西一带有很多挖窋洞以居者，当以不窋为首创者。

从仰韶文化和半坡文化等遗址中，可知黄河中上游一带的羌戎族，早在六七千年以前便营筑半地穴式房屋居住。不过是，不窋则系以这种半地穴式居住改进为向黄土崖丘横向挖洞穴居，因他擅长这种挖洞的技术，便被称为不窋。其听居窑洞的地方也被叫做屈了。《韩非子》有“鸟有周周者，重首而屈尾”。

这里把鸟的声音周周与鸟尾屈貌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微妙的关系，亦可透过这一点缝隙，了解到当不窋时才由后稷部落改称为周部落的内在原因，当然还有因耕作技术关系而形成周的名称关于不窋北迁的屈地，据《左传》僖公二年载晋国有“屈产之乘”，与《谷梁传》的注都说是屈邑产马，而《公羊传》注则以为屈产为出名马之地。《孟子·万章上》、《吕氏春秋·权勋》、《新书·善谋》都提到晋之屈邑产名马。《左传》庄公廿八年，还提到晋国的“蒲与二屈”，可见蒲、屈相近。盖屈邑产名马便称为屈乘。

所谓二屈即南屈和北屈，南屈在吉县，当为不先迁于此，再北迁至石楼的北屈，今石楼县尚有屈产河及其支流龙交河。后因河南也有屈地，因统称二屈为北屈，而吉县之屈亦为北屈了。

北魏时的鲜卑族屈突氏和关西羌族的屈男氏，疑与屈有关，是否为不窋的两个支裔分别向东北和西迁徙，而融入鲜卑族和羌族，还得进一步去深入研究。

关于周的起源，《路史·国名纪丙》谓：“黄帝臣有周昌，商有周任，周国久矣。”罗苹注：“或谓太公徙岐下之周原，号国曰周，非。”业已指出黄帝时已有周昌，当是黄帝族。并谓周不是因太王徙到岐山下的周原，才取国号为周，在此以前已号为周国了。周昌或已标志着黄帝族由游牧民族开始有了农耕经济，因周字即为用来耕种播种之状。

当夏孔甲之衰，后稷之后离开稷山故地而北迁到周昌之地，吸收了黄帝族固有的农耕经验及夏代的井田制度，产生了精耕垅作的区田法。区田的产生，主要是用来对付干旱获得保收的一种耕作方式。

据《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据说每亩收到百石，后来汉朝汜胜之仿效其法，亦每亩获40石。区田不必是良田，凡山陵高坂斜坡都可耕作。牛耕所犁翻的土沟成条列，如土龙之状，故称为垅，垅与垅之间下陷者为圳，犹如田里的小川沟。

故《吕氏春秋·任地》谓：“上田弃亩，下田弃圳。”司马彪《庄子注》：“垄上曰亩，垅中曰圳。”夏纬英说：“上田是高旱的田，下田是下湿的田。亩是地经耕整后田中所起的高垄；圳是垄和垄间凹下的小沟。”所以上田弃亩，即高旱的田，把庄稼种在圳里，不要种在垄上；下田弃圳，即下湿的田，把庄稼种在垄上，不要种在圳里。这种垄圳的种植形成，是从犁耕翻起的条垄发展而来的。

古人便也由用木棍或耒耜点播而利用垄圳实行条播，从现在藏族、羌族等还边牛耕，女子边从后面条播青裸种子中可得到启发。由于后稷迁到丘陵斜坡地带，被迫放弃了肥沃的洓浍平原，犁耕已不适用，于是便改进成为区田法。而区田之法，必用锹锄垦掘，有犁不能用。区田必须多开井以备灌溉，才能确保丰收，一井能灌地5亩。上等区田，大区方深各6寸，耒去7寸，一亩3700区，每区可收粟3升，则每亩可收百斛。

北魏兖州刺史刘仁之在洛阳，于宅旁以70步之地为区田，收粟36石，则一亩可收百多石。古代一石合今3斗，即百石合今30石，在今天，也算是高产纪录。

区田的形状，很像甲骨文中的周字。大概是先周时代周族人聚居之地，外族人即以周族的族名称此地，遂有‘大周之名。周人自己则以此地形势高大广平，因而名曰‘大原。周族最初所居之周原，实即今山西之临汾。大概在商末周太王时，才从山西的周原西迁到陕西的岐山下，并以原来居住的旧地名，称其新迁之地，于是陕西才有了周原之名。”可谓论证精辟。

但必须补充一下，即后稷本在稷山，只是到夏孔甲衰落时，后稷之后才北迁到今临汾，即周昌故地，创作了区田，便因周昌故名及区田形状，被称为大周。以后到不窋时便又西越吕梁山迁到屈，即今吉县，再北迁石楼县之屈产河一带。

临汾西境位于吕梁山东坡，西坡则为屈产河及吉县。现在这一片黄土高原的黄土层厚达200一400米，虽然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水土流失严重，但在古代的地貌是带倾斜的，加之土壤瘠薄，干早严重，如不用区田法耕种，周族是难以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这里才需要用区田法来改造自然农耕的环境，如果在稷山的肥沃台地和平原里，则只用垅亩耕种法就能获得丰收，不必花很多气力去整改土地筑成区田了。

周人之所以首创区田，是在恶劣的环境下，为了继续其农耕事业，才在固有的垅圳耕作基础上发展为区田法，以少量干旱瘠薄的土地，供养人口日益孳繁的部落，使周人能繁荣昌盛起来，直到最后能灭掉世敌商朝，不能不算是普遍推广区田法的一个大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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