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井上胜生

德川秀忠于庆长十年（1605）继任将军职位，接管江户城本丸，并在该年年初接受诸大名的拜贺之礼。但是，在失去家康这一后盾后，很难说秀忠已经向世人证明自己具备成为“天下人”的实力。

江户幕府（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是谁）

因为，历经战国动乱的武士团的主从关系是依靠情谊、信赖关系和现实的御恩奉公（武士基于互惠建立的主从关系。御恩指主君为手下武士提供领地等利益，奉公则指武士提供军役等）关系而建立的人格性关系。

德川秀忠的天下非常不稳

这种主从关系无法简单地从父亲手中直接继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秀赖，无论秀吉如何费心地“再三嘱托”，并让大名反复在神佛前起誓，也没有对秀赖继承这种关系起到任何作用。

丰臣秀吉所建立的政权呈现出双重构造，包含了两种类型的武士团。一种是秀吉一手培养的家臣团和提拔的大名所组成的丰臣武士团，即丰臣“家中”；另一种则是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岛津、伊达、佐竹、上杉、毛利等人，他们曾作为同辈人与秀吉争夺天下霸权，是在传统门第上比丰臣家更有资历的外样大名，但他们选择暂且服从，在秀吉统治之下形成“公仪”。

丰臣政权之所以是这种构造具有多种原因，最直接的一大原因是天正十二年（1584）秀吉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败于家康，由此重新审视自信长以来依靠军事实力征服全国的“天下布武”战略，决定自己担任关白，利用天皇权威施行天下统一。

这一新战略的基础就是总无事令。根据研究者的调查，以“丰臣和平令”为名的总无事令，将“天下静谧”归结为“睿虑”（天皇的旨意），向全国领主和大名发令，要求他们停止领地和国境纷争，随后九州岛津和关东北条被讨伐也是因为他们不顾命令擅自扩张领土。

与被困于小田原城、抵抗到最后才灭亡的北条相比，岛津在秀吉军队进入萨摩之后随即投降，伊达政宗也在攻取北条之际便请求谒见秀吉，在行属臣之礼后得到原谅。也就是说，只要接受总无事令，就可以避免与秀吉直接交锋。

与其因军事性败北和被占领而导致军团解体，各大名选择在保持一定的自立性和敌对性的同时，服从并加入秀吉政权。这样一来，丰臣政权就获得了作为谱代的丰臣家臣和奉“公仪”之名集结的外样大名这两大要素。

秀吉一边给外样大名赐姓羽柴，试图将其组建为虚拟的“家中”，另一边则将高官赐予丰臣一族的大名，使之与外样大名抗衡，还将关白职位移交给外甥秀次，使自己从官职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太阁，并为出兵朝鲜而动员军团，最后到文禄四年（1595）秀吉又不得不肃清秀次——这些都是秀吉为克服权力的二重构造而进行的多次试错。

文禄四年，秀吉称秀次企图谋反，命他切腹，秀次一族亦被处刑。关于这次肃清的原因尚无定论，多数学者认为，是亲生儿子的出生令秀吉后悔将秀次立为继任者。该事件被视为丰臣政权瓦解的关键。

丰臣秀吉杀丰臣秀次等于自杀

秀吉在世时以“天下人”的威慑力统合家臣，但当秀吉一族的秀长、秀保、秀胜皆因病去世，秀次又被肃清之后，年幼的秀赖便明显实力不足。在秀次事件之后，秀吉颁发《御掟》和《御掟追加》，数次要求作为有力外样大名的五大老与丰臣家中的五奉行相互起誓，希望借此使二重构造如一个完整的机构般运行，并延续到下一代。

所谓大老，是辅佐将军的非常设职位，只在重要决策时参政，地位在老中之上。一般只有一位，但秀吉在执政末期设置了六名大名（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小早川隆景）辅佐年幼的秀赖，小早川在秀吉过世前病故，因而实际只有五人，后合称他们为五大老。

秀吉临终嘱托作为“发小”的前田利家作秀赖的监护人，又恳请以“婚礼之仪”让秀赖成为家康的孙女婿，但这样的遗言无法保证权力的转让，丰臣政权到最后也没能克服二重构造。

通过关原之战和大坂之阵将丰臣家歼灭并取得绝对军事胜利的家康，也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问题。

正如近年研究注意到的那样，关原之战中因统率德川谱代大名主力军的秀忠延误参战，由家康率领的福岛正则等丰臣系有力大名成了战争主力，战后的论功行赏增加了他们的俸禄，令他们在西国站稳脚跟，大坂之阵也是如此。

关原之战和大阪之阵反而令德川家康很难办

在德川的“公仪”麾下，旧丰臣系大名成为新的大名势力，隐藏着实力。这在元和二年（1616）正月拜谒将军的仪式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如此形成的德川政权也具有双重构造。从家康到秀忠，再从秀忠到家光，他们也不得不努力解决权力继承这一课题。

然而，在家康去世之际，秀忠的起点已经和秀吉死后秀赖的情况有了几点区别。

第一，家康在庆长十年（1605）就把将军职位和江户城以及关东的谱代家臣团移交给秀忠，这时距离家康去世还有十年有余，但国家政治的实权、确认和分配领地所属的权力自然还掌握在家康手中。

在关原之战时，秀忠率领的只有关东的谱代大名，到庆长十年为就任将军一职而上洛之时，手下便增加了东北和甲信（今山梨县与长野县）的外样大名，共率十万或十六万大军。

此时，江户开始建造诸大名的宅邸，秀忠专门正式造访外样大名的宅邸，与他们直接会面并赠予太刀和马匹，建立起人格性的主从关系，到了大坂之阵又统率这些大名参加战斗。这当然与大御所家康的从旁协助有密切关系，秀忠通过统率德川谱代家臣团，与东国外样大名建立主从关系，已经构建起一定的统治基础。

第二，前述《武家诸法度》业已对武家集团的“公仪”做出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人格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公仪”运作的核心不再是丰臣政权时期有力外样大名五大老的合议，而由德川谱代大名独占。

这一点很重要，但此前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关原之战后家康作为“公仪”领班的地位由于“太阁样御置目”还模糊地保留在伏见城，而秀忠在江户城已形成幕阁。结果，秀忠得以避开五大老和五奉行围绕“公仪”而产生纷争的构造。

第三，丰臣家被歼灭之际，集结起来的反德川势力便丧失了政治核心。丰臣家在庆长十六年（1611）没有在三条誓约上署名，秀赖的官位也不是经家康执奏而授予的，因此大坂之阵就成了完全统合武士团路上的必经之处。

但这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以西国大名为首的外样大名之间的矛盾、德川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德川家臣团中门阀谱代和新加入的出头人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有可能借机爆发。

第四点则是天皇、公家、寺社势力的问题。如前所述，《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和《诸宗寺院法度》已经确定基本战略，只是还未经秀忠之手得到实际运作。

就在元和、宽永时期的政治为秀忠创造这些可能性的同时，幕府把将军上洛一事渲染为以天皇之名的军事动员，还通过外样和德川本宗的改易来实现大名的转封和再配置，并如此反复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