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克被晋惠公逼死后，丕郑心里明白，自己当时要不是因为去了秦国，估计也就被晋惠公给干掉了。丕郑知道，如果他不做点什么，下场迟早必然和里克一个样。为了不落得里克一样的下场，丕郑决定先下手为强，既然晋惠公不讲信用，想要了他的命，那他也只好把晋惠公这个德不配位的家伙拉下马了。

说干就干，丕郑跑去见秦穆公，对秦穆公说，晋惠公之所以没有按约定把当初承诺给他的土地城池和财物给他，全都是吕甥、郄称和郄芮这几个人给晋惠公出的主意。接着，丕郑给秦穆公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穆公派人去晋国回访晋惠公，在回访时向吕甥、郄称、郄芮这三个人行问遗之礼，他则在内接应，帮秦穆公将晋惠公赶出晋国，赶走晋惠公后，秦穆公再把公子重耳送回晋国，立为国君，一切也就称心如意了。

管仲军（管仲军简历）

丕郑所说的问遗之礼，问就是问好，遗，音wei4，指馈赠礼物。所谓问遗，则是指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问互致问候的同时，还要相互赠送礼物。丕郑先前受晋惠公之命去秦国见秦穆公，这是“一来”，秦穆公再派人去晋国回访晋惠公，行问遗之礼，这就是“一回”，一来一回，这是应尽的礼数，所以丕郑给秦穆公出了这样一个不容易引起人怀疑的主意。

秦穆公听了丕郑的建议，于是在当年冬天派大夫泠至回访晋国，果然依了丕郑之计，秦穆公让泠至带了很多礼物，去问侯吕甥、郄称和郄芮三人。

但郄芮等人的警觉性极高，尤其是郄芮，他见泠至送来的礼品特别贵重，就说秦穆公派人送来的礼这么重，说的话肯定是要诱捕他。于是警觉性极高的郄芮先下手为强，将丕郑、祁举和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歂、纍虎、特宫、山祁、皆里，以及丕郑其他同党，尽数杀死，至此太子申生之党基本被消灭干净。

丕郑算计郄芮不成，自己反丢了性命，其子丕豹不得已，只好逃至秦国避难。

为了报仇，丕豹对秦穆公说，晋惠公背叛秦穆公，猜忌里克、丕郑这些人，晋国的老百姓都不愿意跟着他了，请秦穆公出兵讨伐他，将他赶出晋国。

虽然晋惠公食言自肥，不肯把事先承诺送给秦国的土地按约定交给秦穆公，秦穆公也很生气，但是秦穆公毕竟是清醒又理智的，面对丕豹的请求，秦穆公直接拒绝了他。秦穆公说，如果真像丕豹说的那样，晋惠公已经丧失民心了，他又怎么可能杀了那么多大臣呢？还有一点，那些如今还留在晋国的人，都要千方百计地逃避被晋惠公所杀之祸，所以今时今日的晋国已经没有人能将晋惠公赶出晋国了。就这样，秦穆公暂时放过了对他背信弃义的晋惠公。

转过年来（公元前649年），周襄王派召武公和内史过去晋国正式向晋惠公颁下王赐之命，追认他即位成为晋国国君。完成王命，回到洛阳后，内史过向周襄王复命时，对周襄王说——晋惠公恐怕会没有后代吧！大王你赐他王命，他却在接受大王所赐瑞玉时表现得很不积极，这是他自己先就放弃了自己啊，又怎么会有后继者呢？内史过接着说，礼，乃是国家的躯干，敬，乃是礼之车舆。不敬，礼就得不到施行，礼得不到施行，则会下上昏乱，又怎么能长久呢？内史过认为晋惠公在接受周襄王颁赐王命时表现得不积极，是不敬礼的表现，不敬礼迟早会导致晋国上下昏乱，所以晋惠公这个国君当不长久，传不下去。

就在周襄王君臣为晋惠公命运操心的当年夏天（公元前649年），周王朝内部发生了变乱——王子带勾结居住在扬、拒、皋、伊、洛的戎人联合讨伐京师洛邑。戎军来势汹汹，迅速攻入王城，焚毁了王城的东门。

天子被侵扰，诸侯有义务拱卫天子，于是离周王朝最近的秦、晋两国赶忙联兵去讨伐戎人老巢，曲线救周。

戎人此次来犯，攻进了王城，还烧了王城的东门，周王朝可以说颜面尽伤。由于戎与狄在那个时代都属于中原诸侯国的强劲敌人，加之他们出没难测，所以第二年春天（公元前648年），诸侯出力帮卫国修筑楚丘城的外城，以防备可能来犯的狄人。而周襄王则为王子带招致戎人毁伤国家门面的事，出兵讨伐王子带，想要一举诛灭这个从他当年还是太子时就让他不省心的王子带。同年秋，处于劣势的王子带出奔齐国。

戎人本就是王子带招惹来的，王子带出逃到齐国后，当年冬天，齐桓公便派管仲出面居中帮周襄王和戎人讲和，派隰朋出面居中帮晋惠公和戎人讲和。

齐相管仲来到京师，周襄王对他十分重视，待之以上卿之礼。面对如此隆重的接待，管仲赶忙出面拒绝了周襄王的好意。

管仲说，他只是齐国一个位卑人贱的小官，齐国有周天子派去任命的国氏和高氏两位守国的上卿在，自己此次只是奉齐桓公之命，按时来向周襄王述职，受不起周襄王如此大礼相待。

管仲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就涉及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需要交代一下了。

根据周礼，诸侯国“卿”的编制是三人，其中两位是由周天子任命的，往往也是周天子从周王朝派到诸侯国去长期辅佐和监察诸侯的，他们的位阶是上卿；另外一位才是由诸侯本人亲自任命的，而且位阶低一等，是下卿。换句话说，诸侯国中的三位卿理论上来讲，只有一位是诸侯的“自己人”。管仲便是齐国三位卿当中唯一那位齐桓公的“自己人”，其他两位卿——国氏和高氏，都是周天子任命的、周天子的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齐国的无知死后，与齐桓公小白素来关系亲厚的、留在齐国国内的大夫高傒便和齐国另一位重要的掌权上卿国氏私下商定，要让公子小白回国继任齐国国君之位。那一位上卿国氏，便是周天子任命的齐国两位上卿中的一位了。而高傒，显然就是周天子任命的另一位上卿——高氏。当然，事实证明，齐国的两位上卿国氏和高氏虽然是周天子任命的，但早已成为齐桓公的“自己人”。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在，所以身为齐国下卿的管仲才在周襄王以上卿之礼招待他时，说自己受不起上卿的大礼，说自己只是齐国一个位卑人贱的小官。

周襄王见管仲如此自贬身份，重视和遵守礼数，不肯接受自己对他的超规格接待，便开解管仲说道——舅氏（齐国从辈份上来说是周襄王的舅舅辈，所以周襄王跟着齐国称管仲为舅氏），我之所以以上卿之礼接待你，是为了嘉奖你的功勋，表彰你的懿德，告诉你我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一切，所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不要违逆我的命令，坦然接受我对你的上卿礼待吧。

周襄王的意思是，管仲功勋卓著，在齐国虽位为下卿，但身为齐相，职高位低，值得他用上卿之礼招待。但是管仲到底不肯接受周襄王的上卿之礼，最终还是让周襄王改行下卿之礼招待他，他才坦然接受了。

管仲的这个态度和做法，受到当时人的大力赞扬。时人说他是品德优良、平易近人的“恺悌君子”，神灵一定会保佑他，管氏子孙会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说到这儿，关于管仲，我们提前多说几句。齐桓公总共在位四十三年，管仲早齐桓公两年去逝，辅佐了他整整四十一年。可以说，齐桓公能够称霸春秋，并被后世念念不忘，基本都是管仲的功劳。春秋战国时期的霸主很多，辅佐霸主成就霸业的能臣也很多，但很少有人像管仲一样，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形象。而管仲，从他的性格到他的朋友，从他还没发达时的人生经历，到他飞黄腾达之后的政治理念、施政纲领，治国举措、外交政策等，因为有《左传》《论语》《国语》《管子》《史记》等大量历史文献在，所以留下了一个非常完整、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也使得这个历史人物虽然远隔我们二千六百多年，虽然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影像资料的时代，但真实丰满得如同活跃在我们的眼前。虽然囿于篇幅和写作的主题，这里不便过多展开，但以他的施政纲领为例，现稍加叙述，作为大家粗浅地了解管仲这位千古一相的一个参考，看看他是否配得上这个称号。

当年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自己的好基友管仲时，说管仲可以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齐桓公肯定不信啊，于是就对管仲进行了一系列发问。面对齐桓公的发问，管仲为他制定了“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的基本国策。这个基本国策将齐国的内外城和城郊分别进行管理，内外城称为国，将其分成三部分，分别作为三军；而城郊称为“鄙”，划为五属，令百姓相互保守。在此基础之上，使齐国的老百姓各居其地、各司其职，生于斯养于斯葬于斯，终生不事迁移，并且在治国理政之时，国君包括各级官员在内，都要谨慎使用生之、杀之、贫之、富之、贵之、贱之这六大常用的治理手段。

管仲的全部治国思想里，有一个核心，那就是老百姓必须保持阶层的固化以及终身不能迁居别地。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管仲提出，要让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各处其地，各司其事，互相之间不相通问——这样士阶层的子弟就可以永远替国君统治国家，做“士人”；农阶层的子弟就永远从事农业生产，做“农人”；工阶层的子弟就永远从事手工业，做“工人”；商阶层的子弟呢永远经商，做“商人”。

这是什么理念？这就是国家从源头层面对全国人民进行控制，从而使阶层永久固化，便于治理的一个政治理念。这种将阶层完成固化，不允许流动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长达一千多年，汉代乃至晋代以后虽然进行了改革，实行举孝廉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但骨子里依然没有脱离管仲这一套阶层固化方案，直到隋唐实行科举制，才部分地打破了这种阶层的固化。但一直到清朝灭亡，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划分始终泾渭分明，阶层的流动性始终不大。

在具体执政层面，管仲提出，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由工商阶层组成的“乡”六个、由士阶层组成的“乡”十五个。士阶层组成的这十五个乡，国君亲自管理五个，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理五个。整个国家参照周王朝的建制，立三官——三位宰臣为卿，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行政建制规划好后，选用前人好的制度沿用下去，治理百姓，繁殖人口，安定国家。

然后管仲为齐国编配了完整详尽的生活军事协同制度，以“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这个生活军事协同制度细想一下是非常可怕的，最小的生活单位同时也是最小的军事单位，最大的生活单位同时也是最大的军事单位。以军事单位来算，最小的军事单位是五个人一伍，最大的军事单位是一万人一军，从“伍”至“军”，一共五层，层层管控，从而保证可以做到令行之后，直达末梢。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军事建制是建立在军民一体的基础上的，战时是军，平时是民。

为了保证这个完美的设计在执行时也同样完美，管仲为之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通过这种制度建设，使齐国的百姓终生不能搬家迁徙，无论生活还是作战，编配在一起的人终生都绑定在一起，生死与共、祸福与共，因此在战争中可以同仇敌忾。

制度建立好了，执行层面不给力，再好的制度也是白废。为了将这些顶层设计落实到位，管仲又制定了严格的用人制度，让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乡长，每年向中央上报品行足以为模范表率者——“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从中选择贤者任用为官员，来具体执行他所制定的以上制度，保证将制度建设落地到实处，不出岔子。为此，管仲还专门设计了官员的上升通道——三选制度——“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悫以待时，使民以劝，绥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与之语，訾相其质，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国子、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

至于城郊的行政管理，管仲是这样设计的——“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从这段记述里，我们知道城郊的行政建制最小单位是邑，最大单位是属。齐国的邑一邑有三十户，大概按户均三四人到四五人计算，则一邑人口大约有九十到一百五十人左右（不排除有户均人口达到七八人之多的大邑，我这个计算标准大体按汉代班固在《汉书》中统计汉代人口时的计数的平均值估算），五属总人口则约为27万至45万。这27～45万生活在城郊的人口，加上内外城的3万人口，差不多就是齐国的总人口规模。齐国在当时是大国，所以可以根据齐国的规模想象中小诸侯国的规模。（《汉书》的数据，班固记载汉代各郡国的人口，比如元始（汉平帝年号）二年，首都京兆尹治下有十九万五千七百零二户，共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人；下辖十二县，其中长安县在汉惠帝初年时，有八万八百户，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人。这里只举汉代京兆尹治下一个例子，事实上，京兆尹治下户口和人口都不是多的。根据班固记载，汉代郡国人口上百万、户口几十万的大郡也有，但同时人口只有十几二十万、户口只有几万的小郡也不在少数，有些郡国户均人口可以达到九人以上，但也有很多郡国户均人口只有三四人。春秋时的诸侯国大致相当于汉代大一统后的一个郡国，所以可以根据汉代郡国的人口规模，反推春秋时各国的人口规模。）

外交政策方面，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是——亲邻国，返还侵占邻国的疆土；多备钱财，周游天下，号召天下贤士为齐国所用；监察天下诸侯，“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的外交国策。

更具体的，比如如何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管仲也有详细的应对方案。管仲的应对方案是——“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以鞼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宥间罪。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劚，试诸壤土”——犯罪分子可以按罪行轻重等级用武器或金属换取赎罪，从而壮大齐国的武器装备数量。

一切准备就绪，齐桓公对天下展开了西伐南伐北伐，为此管仲又给他制定了亲近与齐国比邻的鲁、卫、燕三国，返还其侵地，然后“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的具体战略。管仲这一战略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西服流沙、西吴……岳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齐桓公先后在阳谷、葵丘等地大会诸侯，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九合诸侯”，尤其是葵丘之会，简直是齐桓公一生的高光时刻，周天子甚至都派自己的上卿宰孔前去致胙，赐他不必下拜和“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旂”的无上荣宠，官方认证他的霸主地位。

这一切，都离不开管仲为齐桓公的谋划。所以我在前文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留下了完整的个人形象，包括政治理念的一位政治家。孔子称赞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和理念，仍然能看到管仲的影子，这里便不作展开了。

有人也许会质疑管仲的治国政策中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限制百姓人身自由，堵死阶层流动的可能性等，认为这些措施违背人性，带有统治阶级强烈的傲慢。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现代人，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自然和两千多年前的管仲、齐桓公们不同。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士阶层的最优秀的精英，管仲们要考虑的问题，显然不是普通人的发展问题，而是以公室利益为核心的士阶层的整体利益。民权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后才有概念。民，也就是老百姓，自古以来都只是工具人而已——一些圣君明主虽然声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也是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角度看待老百姓的，说到底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稳固，才对老百姓的统治放松那么一点点，而这么做也不过是为了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的江山接续生生不息的劳动力、军力和税赋来源而已。明白了这一点，在看待管仲们的所思所行时，就不会基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去批判管仲的做法有失厚道，甚至太过厚黑了。并且，也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性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多么难能可贵的时代，我们和无数祖祖辈辈的前人，有着怎样的不同，以及为了不走历史老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们，要如何努力，如何促进社会的更进一步，推动历史的进程，使老百姓离工具人的属性再少一点，更少一点，离人的属性再多一点，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