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隋唐，除了“天可汗”李世民以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他麾下的“秦府旧将”。可以说，李世民任秦王期间能屡立战功，这些武将功不可没。如尉迟恭、秦琼、程知节（即程咬金）、段志玄、侯君集、张公谨等人，不仅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还是《隋唐演义》中的主要角色。

尤其是尉迟敬德与秦叔宝，更是许多评书、戏曲乃至民间传说中的主角。元代以降，“马踏黄河两岸，锏打三州六府”的秦叔宝与“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一度被描绘成了被百姓所崇拜的“门神”。

可惜的是，演义与历史终究有较大出入。不同于小说演义，历史上的“秦府旧将”在步入贞观年间后，并未延续昔日的辉煌，反而表现得十分低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李世民后人（李世民后人现在住什么地方）

上图_尉迟敬德（585年－658年12月26日），即尉迟恭

一、贞观年间的“秦府旧将”

从结局来看，“秦府旧将”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

一者参与谋反，而后兵败身死，如侯君集、张亮等人；二者早早离世，未有幸见到“贞观之治”，如秦琼、段志玄等人；三者虽然活跃，但也鲜少挂帅出征，如尉迟恭、程咬金等人。

以尉迟恭为例。在“玄武门之变”与“逼迫李渊退位”这两件事中，他出力最多、立功最大。

据《旧唐书·列传第十八》记载：“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同年（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尉迟恭升任右武侯大将军、进吴国公，获封1300户食邑。

然而，备受李世民器重的尉迟恭，却在这之后鲜有作为。贞观元年（627年），尉迟恭破突厥于泾阳；可等到他下次出征，便已是贞观十九年（645年）了，而且还不是单独领兵。彼时，李世民亲征高丽，尉迟敬德从征之。与他相似的还有程知节，其军事生涯同样在贞观年间暂时划上了句号。

上图_李勣（jì）（594年－669年），原名徐世勣

以上种种，是否说明：唐初年间的战事并不多呢？

显然不是，因为贞观年间的大型军事战斗，主要被“二李”被包了。在“秦府旧将”闲赋在家时，李靖、李勣二人反倒名震东北，恩抚西域。

综上，不难得出结论：前两者（早逝与谋反被杀者）的确是“秦府旧将”在贞观年间颇为低调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更加值得深思的，还是尉迟恭、程知节等人：仍活跃在朝堂的他们，为何不如以往受重视了？

上图_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

二、行“偃武修文”

与李世民的执政方向“背道而驰”，是“秦府旧将”在贞观年间地位衰落的根源所在。

贞观元年（627年），封德彝在李世民面前吹捧军事武功，当即遭到后者反驳，见《唐会要·卷三十三》：“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

李世民的“文治”思想，于此时初见端倪。及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已明确表达出自己“偃武修文”的政治主张。据《资治通鉴·唐纪九》记载：“上（李世民）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

初唐能有“贞观之治”，离不开李世民文武并重的政治主张。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在登上帝位以后，能虚心纳谏，并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为文治，殊为不易，大见其功夫之深。

上图_李靖（571年－649年）

所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武将出身的“秦府旧将”遭遇冷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事。谁叫他们没有像李靖、李勣这般，做个文武双全的能臣呢？

没错，“二李”虽然在贞观年间屡立战功，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终都由武转文了。李靖因军功累迁为尚书右仆射，成了治国的宰相；李勣不甘示弱，历任并州大都督（即李治）府长史、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太师等文职。

上图_玄武门政变

三、明“君臣之义”

严格意义上说，李世民通过弑兄逼父的手段逐得王鼎，算是得位不正。为此，李世明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宣扬“君臣之义”。为了避免后人向他学习，李世民不止一次强调：“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于此处所见，反倒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但对李世民来说，这的确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为了消弭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带来的消极性的政治影响，李世民在位时经常把“君臣义重”挂在嘴边。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

由此可见，明定“君臣义重”已成为李世民的执念。问题便出在此处：在当年的“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程知节、秦琼、张公谨等人是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的。换言之，“秦府旧将”与李世民都已被打上了“反君臣之义”的标签。

上图_秦琼（？—638年），字叔宝

在此情形之下，李世民自我安慰倒也就罢了，可他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秦府旧将”。倘若李世民再毫无顾忌地继续重用他们，岂不是又违反了他自己辛苦宣扬的“君臣义重”？

正因如此，“秦府旧将”与“玄武门之变”一样，都成了李世民尽量避而不谈的话题。可凭心而论，李世民又是有容人之量的。抛开数次顶撞他的魏征不谈，这些“秦府旧将”虽然有了一些不光彩的过往，可只要他们自己不去主动“作死”，大多还是能得以善终的；无非就是遭遇冷落，仅此而已。

上图_魏徵，现作“魏征”（580年－643年2月11日）

四、拔“四方之士”

陈寅恪先生曾在《论隋末唐初所谓的“山东豪杰”》一文中指出：山东豪杰是唐初功臣中的山东人士，他们为“玄武门之变”出力颇多，因而在唐初政治上占重要地位。

由此观之，山东豪杰出身的秦琼、程知节以及山西的尉迟恭等“秦府旧将”，之所以能在初唐年间扬名显达，与他们对李世民的支持有莫大关系。不过，在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后，这些功勋旧臣显然无法满足他的治国需求了。

上图_唐太宗李世民书法《晋祠铭》

彼时，秦府旧将在朝堂占比颇高。可李世民不仅需要山东士族的帮助，受“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他更离不开关陇贵族的支持。而且，为了均衡东西、南北之争，李世民还需要提拔一些江南士族入仕。

一份“蛋糕”就这么大，“新人”要多分一口，“老人”就会少分一口。因此，在李世民拔擢“四方之士”的执政倾向下，昔日辉煌一时的“秦府旧将”，也难免会走向衰落，这是导致他们在贞观年间低调无比的直接原因。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论隋末唐初所谓的“山东豪杰”》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