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二十四卷的《陈平原文集》出版了。这是一套沉甸甸的学术著作，陈平原先生40年学术历程历历在目，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陈先生个人的学术印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思想和学术演变转折的生动历史，足以给人多方面的联想和反思。

陈平原先生在多个方面的贡献都值得总结。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大学的，那个时候，正是陈平原先生等第三代学人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时候，第三代学人的思想、论著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当时《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这样的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历史概括真正是打破思想的樊篱，形成巨大的冲击。阅读这样的文集，其实就是在重拾我个人的成长记忆。

当然，如果回首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我又觉得单单是这套文集尚不足以完全反映陈平原先生参与、主导的这一段丰富而曲折的历史，陈平原先生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存在于他的文字著述之中，也存在于他所主导的学术活动里，包括发起的讨论、会议，主编的期刊、文丛等，这些学术活动的策划、运作和推广，已经构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极为重要的丰富性和其他信息，例如1991年11月《学人》的创刊，被公认是标志着一个与80年代差异巨大的“学术年代”的开始，从《学人》到《现代中国》，陈平原先生参与主导的学术动向对于当代中国学术方式的塑造俨然已经成为历史的主流，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而这一切，显然还不能仅仅从丰富的文字世界中发现，对于其中价值的总结和把握必须回到杂志创办、研讨开展的全方位的“景观”之中，回到“学术文字的周边”。换句话说，在“陈平原文集”之外，还有一部更为丰富、浩瀚的“陈平原大全集”可以继续打开和阅读。

总之，从80年代混合而芜杂的启蒙、对历史的批判到90年代寻找和建立中国学术自身恰当的范式和路径，陈平原先生个人的学术追求、教育组织、期刊编辑都发生了核心性的引领作用，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就是中国学术从1980—1990年代这一学术转型真正的“学科带头人”，《学人》《现代中国》就是真正的“核心期刊”。

不过，今天，我在这里并不打算小结陈平原先生究竟为90年代以降“学术”规范建立了哪些重要的原则。因为，这早已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更重要的则在于，“新时代”的此刻，陈平原先生在回首自己的学术历程之时，却似乎已经不再多谈那样的“学术”了，在文集的总序里，并没有原本理所当然的关于数十年“规范”建设的总结和说明，相反，他却刻意地跳出“规范”之外，大谈“情怀”“心情”，或者将之概括为“旨趣”，一篇自我学术之路的总结，梳理的其实是“旨趣的历程”。他说，更重要的是旨趣：早年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中间谈论“压在纸背的心情”，近年则发挥“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

追溯这一学术转型的“旨趣的历程”，我们可以知道，一开始，陈平原先生是用“人间情怀”修正了80年代的“社会使命”之说，较之于从外降临的社会使命，“人间情怀”侧重的是个人内在的情感发动；到后来，他继续提炼，将它名之为一种气质或韵味：“记得有一回，在课堂上借题发挥，谈论起大学者的著述，除了纸面上的严谨与理智，纸背的温润与深情，同样值得关切。”“作为读者，喜欢追究作者压在纸背的思考，看好‘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结盟，如此趣味，必然对‘有学问的文人’，以及‘有文人气的学者’情有独钟。”（《当年游侠人》序言）这是一种更贴近的自我情感特点的描述。在这里，我推测其实存在着一种“学术逻辑之下的情感关怀”。观察陈平原先生90年代以后的学术论述，在前述字里行间的细微“心情”的传递之外，各种积极建构的研讨主题也始终贯穿着他对内在精神趣味的一以贯之的重视：从“文人的侠客梦”“当年游侠人”到“大学有精神”，从“读书好玩”到五四“既是学术，更是精神”，从鉴赏“师友风流”到勾勒自家的“中文情怀”，在这些被陈平原先生反复揣摩的主观性的命题中，洋溢着对学术“背后”的关切，它更自然地呈现了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个人性与精神追求的自然结合，更属于自我抒发的激情与使命担当的理智的一种正常融合，比起80年代更慷慨激昂的“社会使命”，其精神内涵的丰富性更值得挖掘，同样，较之于众口一词的所谓“学术转型”的定位，我们似乎完全忽略了作为个人的陈平原对“学术”意涵的独特理解。

总之，即使是被称作改变中国学术历史的重要选择，陈平原先生的诸多丰富性依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我觉得，今天我们对90年代这一转折的种种还缺乏认真的解剖和分析——虽然我们都一致承认90年代“学术转型”的历史大势，但这一转型之后究竟如何重新认定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尤其置身于“转型”过程的中国学人究竟各自有哪些不同的风格与特点，几乎就没有仔细分辨。要么是顺应历史转型的逻辑，将“学术规范”的进程当作历史的“进化”，转而反思和否定80年代理想主义的简陋和肤浅；要么相反，在对80年代的怀念中简单地断言这是中止了至关紧要的新启蒙。在这样二元对立的逻辑之外，是否还存在种种的复杂性?个人内心深处的情志的存在，如何参与了历史的转型，并形成了更为多元的指向?我觉得，如果忽略了学术逻辑深处的细微的“情感关怀”，我们就难以准确描述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型，当然也无法准确说明90年代与80年代参差的斑驳，其中究竟哪些是真的不同了，哪些却还在默默地延续和坚持?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陈平原先生所一再自我表述的精神状态——从“人间情怀”“压在纸背的心情”再到“窗外事”与“圣贤书”的勾连，都属于一些极具个人性的体验和追求，不好混同于“学术转型”后的普遍走向，甚至不一定是当代学术主流的主导倾向。这话的潜在意味就是，更值得我们看重和关注的并不是特定年代的那种“共同”的学术特征，其实也可能不存在所谓真正一致的学术方式，就是陈平原先生组织、影响下的学术路径也不可能重复他本人的“旨趣”。在90年代以降，对我们更多的人而言，似乎更容易进入到对“学术时代”的拥抱和皈依当中，常常在“知识更新”的意义上“超克”80年代，因为“认知装置”的加持而陷入新的知识结构的自恋和陶醉，又因为深陷陶醉而自我迷失，有时候，“学术”既造就了一个90年代的全新的“我”，却也可能以新制的知识牢笼蒙蔽了“我”。每当忆及于此，我们都不妨回味一下陈平原先生的“旨趣”，那一份不曾抛却的人自己的关切，所有丰富的知识堆砌，都不能替代人主观感情的默默运行，在目不暇接的知识的迭代更新中，人情的温润与深情，可能更稳定和持久，但也是这样的稳定和持久，保存了我们那些跨越时代的值得长久关注的问题，而历经淘洗而不变的问题，也可能才是我们人文思想的真问题。

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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