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过去10年，美国学生贷款数额激增，达到1.5万亿美元，超过了汽车和信用卡债务，仅次于住房债务。巨大的学生债务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美国《纽约客》杂志2019年9月刊发表美籍华裔作者许华(Hua Hsu)的文章《学生债务改变美国家庭》(Student Debt Is Transforming the American Family)，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无限放大的父母责任

2011年4月，人类学家凯特琳•扎卢姆(Caitlin Zaloom)坐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里，她最有前途的一名学生哭着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金伯利(Kimberly)从八岁起就梦想着在纽约生活。金伯利是一名勇敢、执着的学生，她在大学的研究方向是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大学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但她的家人为了资助她的教育而做出了牺牲，此外，她还申请了数目可观的贷款。她曾期待凭着自己的学位好好找个工作，还清为了上大学而欠下的债务。但她得到的工作是面向外国承包商的劳动力外包，而这正是她原本希望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能够帮助纠正的不平等现象。

扎卢姆认为，金伯利的故事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发现自己在为大学债务挣扎。当金伯利被纽约大学录取的时候，她的父亲劝她去一所学费更便宜的州立学校读书。她的母亲琼恳求他改变主意，他最终同意了。这个决定让他们的财务吃紧，但琼告诉女儿，“你必须去纽约。”

金伯利的故事让扎卢姆洞悉了大学债务在当代美国生活中不断演变的作用。如今，金伯利所在的城市是世界上学费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年的学费超过5万美元。她的父母冒着经济不稳定的风险来培养这个梦想似乎很有意义。前几代人可能会迫使一个上大学的孩子自食其力;金伯利的父母则珍视“潜力”和“希望”的概念，保护她不受债务后果的影响。这是一种爱的表达，也是他们自身具有前瞻性的阶级身份的体现。

自2012年以来，扎卢姆与金伯利这样的家庭相处了很多时间。他们都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阶层，年收入在4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的家庭往往将自己视为中产阶级。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负债：家庭如何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上大学》(Debt: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一书中，扎卢姆认为，支付大学学费已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生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她和她的团队对全美160个家庭进行了访问，这些家庭的收入都超过获得佩尔助学金的最低收入限度(佩尔助学金是为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预留的)，但其家庭收入又难以全额支付学费。这些家庭致力于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可以追求梦想的“开放的未来”。他们做了本应由子女做的所有事情，如投资和储蓄，以及还清上大学带来的债务。有些父母则把对子女的责任无限放大，并且把节俭的观念传给下一代，仿佛这是一种传家宝。还有一些人崇尚理想主义，鼓励孩子追随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让他们团结在一起，从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军人家庭到密歇根州的一个双博士家庭?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负债——无论是经济上的债务，还是因负债引发的心理状态——都将在他们的子女成年后给他们带来不良的影响。

中产阶级家庭的学贷危机

自从金伯利的父母上大学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大学学费的增长速度是通货膨胀的4倍，是家庭收入增速的8倍。据估计，美国4500万人的教育债务总额约为1.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人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总和。一些人担心学生债务将是下一个行将破裂的“泡沫”。大规模免除学生债务的观点似乎变得不再激进。与此同时，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上大学的目的以及大学的学位制度提出了质疑。专家们认为年轻大学生的冲动愤怒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表现，因为他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大学债务的左右。

当我们讨论大学生的债务问题时，中产阶级家庭似乎并不是最值得同情的角色。来自贫困家庭、工薪阶层和有色人种家庭的学生面临着更明显的劣势，从难以申请助学金和贷款到缺乏社保体系。但是，扎卢姆将其研究聚焦中产阶级家庭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家庭应该能够负担得起高等教育。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特蕾莎•沙利文(Teresa Sullivan)和杰伊•威斯布鲁克(Jay Westbrook)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中产阶级生活的不稳定性。他们发现大部分申请破产的美国人并非文化程度不高，花钱也并不都是大手大脚。相反，他们通常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妻，破产往往是因为无法从突发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如急诊医疗账单。

如今，支付大学学费是另一个潜在的危机。背负大学学费债务的家庭谨言慎行、锱铢必较，就像总统辩论中令人尊敬的人物一般。他们审慎地思考储蓄计划，申请财务援助，然后制定如何弥补学费不足部分的策略。父母和孩子都在谈论教育债务如何影响着他们的未来，如何影响着他们的日常选择和长期抱负。在80年代，20多岁的美国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而在过去10年里，20多岁的美国年轻人里有近70%从父母那里获得资助。这种风险不是哪一个人的，其后果将由几代人共同承担。有时候，“负债”就像一本关于日益衰落的生活方式的民族志，是为那些仍然幻想着靠勤俭节约和努力工作就足以实现美国梦的家庭所写的挽歌。

构建另一种美国梦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曾经的梦想——免费上大学——如今在政治主流中引发了激烈辩论。正如经济学家戴维•戴明(David Deming)最近所指出的，政府并非没有足够的资金这么做。2016年，联邦政府花费了910亿美元为大学提供补贴。只要花费790亿美元，所有公立大学的学费就可以取消。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大学经历的实用性。今年早些时候，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谈到，人们在大学里学到的技能与现代企业所需的技能“不匹配”。他指出，苹果去年新招聘的员工中，约有一半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系统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中写道，我们根本没必要浪费四年时间学一些永远也不会用到的课程。

今年5月，亿万富翁罗伯特•F.史密斯(Robert F. Smith)在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他将承担整个毕业班的学生债务。莫尔豪斯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学府。史密斯因他的姿态而受到赞扬，但这一举动使人们更加关注当今20多岁年轻人的困境。经济学家们设想，这项“自然实验”的研究结果将在数年后产生。这笔估计达四千万美元的礼物将如何改变学生们的人生道路?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学生债务对黑人和拉丁裔毕业生的影响之大，或许可以解释美国教师缺乏多样性的原因。如果没有债务缠身，有多少莫尔豪斯学院的毕业生将成为教师、艺术家或银行家?

20世纪高等教育的兴起是一个成功的美国故事。但是，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权并非与生俱来。“负债累累”的成功故事之一与贝克一家有关。贝克一家是黑人，出身军人家庭，女儿凯伦(Karen)非常想上普林斯顿大学。她务实的父母鼓励她选择更便宜的州内大学，但她坚持认为普林斯顿大学将提供州立大学无法提供的机会。她的父母支持了她，减少了手机的使用，压缩了教堂礼拜后的早午餐，放弃了使用空调。最终，凯伦成功了，她远离了成长的地方，进入了一个他们原来无法理解的上层空间。她没有丢下她的家庭，这也是一种美国梦。(熊一舟 / 编译)

《社会科学报》总第1677期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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