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辛亥革命”110周年，又恰逢清华建校110周年。这所享誉世界的中国名校，其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校名“清华”源于校址“清华园”之名，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

1916年，清华学校提出筹办大学的计划，得到当局外交部的批准。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办学宗旨“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同年设立国学研究院，开始向完全的大学过渡。时至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仅以清华大学创办的这段历史概观，从1916年至1925年，长达近十年的筹备期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披荆斩棘、开辟鸿蒙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又究竟有着哪些扣人心弦的事迹与可圈可点的人物，可资后世读者与研究者为之探索追思？不妨就从清华自己办的校刊《清华周刊》里去钩沉索稽，去返归历史现场罢。

《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公布的校徽及标志

首访胡适，抱病建言“国学教育”与“必读书单”

1923年新年伊始，时值清华学校将筹办大学之际，《清华周刊》的记者为获得社会各界对清华大学创办的意见，在选择采访学界名人时，第一时间采访了时为北大教授的胡适。

1923年1月29日上午，已经于1922年底向北大请假一年，时年32岁，因疑患糖尿病而离校休养的胡适，还是抱病接受了《清华周刊》记者的专访。2月9日，《清华周刊》第二六八期，即将此次访谈的内容摘要刊发。

刊物正文首页，列“要闻”一栏，为当期主要内容简目，此次访谈位列第一，题为《胡适之先生谓清华至少该办成文科和理科》。这篇访谈摘要稿似未见于《胡适全集》，且胡适日记与年谱中均无记载，或属“佚文”。访谈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胡先生说:“现在一般青年，感到国学的重要，这是极可喜的事。国学本是过去的，所以又称国故学，译成英文就是National Heritage ，但是国学浩如烟海，初学苦于无处下手。中国的国学又与西洋的不同，绝少门径书之类。所以我素来主张研究国学方法，便是历史的系统研究。各时代还他一个各时代的本来面目。顺次序的研究下去，每时代拣出几个代表作者，每作者拣出几部代表著作。然后综合之，比较之，考订之。治国学方法，不外乎此。清华有几位学生，告诉我，他们要迟一年出洋，预备利用此一年研究国学；我看大可不必，不若带几部书到美国去看。我已为一般有志于国学的青年们草就了一个书目，都是初学必读的书，载在下期《努力·读书杂志》，清华同学，也可参考一下。

胡先生又把他近作的《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翻出来，文中皆是治国学的详细方法，虽非为初学者所作，而有志于国学者亦未尝不可浏览一下。

这千余字的访谈摘要，虽较简略，但基本上还是把胡适关于清华筹办大学的个人意见，清楚准确地表达了出来。除了强调创办清华大学应是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之外，就严格教授聘用办法、国学教授薪酬水准，及支持男女同校等方面都有着明确的答复。此外，他还特别提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国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怎样；更要为青年学子列出一份“国学必读书单”来。

事实上，不到一个月之后，胡适就开出了这份书单，发表在了2月25日印行的《东方杂志》第20卷之上。3月4日，这份书单又在他自己主编的《努力·读书杂志》第7期上转载发表。

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合影，中坐者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1926年）

《清华周刊》“向导专号”所载清华大学全景线描图

胡适所重视倡导的“新国学”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文中提到一个细节，即胡适把他所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翻出来给记者看，记者为此只寥寥一句概述其内容，称“文中皆是治国学的详细方法……”云云。其实只要通览此文，便可以解答上述疑问的。

原来，胡适所重视的“国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四部研读之学，也不是“说文解字”的古文字学，更不是琴棋书画、古董清玩式的所谓“古典修养”，而是试图从疑古、辨古到重新确立古史、古学系统的一种“新国学”。

胡适所倡导的这种“新国学”，中国古代典籍的“经史子集”序列将全部打乱，并从中重新甄选、辨析、确定与中国古史有可靠联系的经典，来加以深入研究。“新国学”研究的基础与研究的方法，都迥然有别于“旧国学”。

就在《清华周刊》记者专访前数日，1923年1月，北大《国学季刊》创刊，作为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胡适特撰“发刊宣言”，以明办刊宗旨。除了明确举出破除“旧国学”的必要性之外，胡适也给出了最终确立“新国学”的方法大纲。他在“宣言”中这样写道：

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理。

（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紧接着，怎么走出“新国学”的路径，他也有一一的界定。譬如“第一步”，“扩大研究的范围”，要怎么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等等，他说：

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显然，胡适对从“新文化运动”纵深发展到“新文学”领域之后，再分头确立“新国学”领域，已胸有成竹，大有说干就干之意了。他即使在卧病休养期间，也为清华大学的创办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新国学”可能即将植根清华，这让他感到无比兴奋。

胡适为清华20周年校庆题词

梁启超“压轴”访谈，国学常识就是中国人的人生观

与此时正在家中养病的胡适相类似，一直担任清华校董的梁启超，也因心脏病原因，在天津寓居养病，闭门谢客。《清华周刊》方面在专访北大教授胡适、清华校长曹云祥之后，遂将“压轴”的访谈对象，选定为梁启超。毕竟，在国内文教界、学术界乃至整个公共文化领域中，梁氏都是第一流人物，且与清华学校本身就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

早在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就应邀到清华给当时的学子作了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5天之后，这篇演讲词即在《清华周刊》第二十期第一版刊出。此后，清华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1923年3月1日，《清华周刊》第二七一期，将此次访谈的具体内容刊登了出来。当年风行一时的《饮冰室合集》，还没有来得及收录这样的新近的访谈记录，即便二十年前出版的迭经多年整理、搜罗可称齐备的《梁启超全集》也未辑入，这篇访谈整理稿当属“集外文”，后世读者也不易读到。

访谈中记者问到，“国内学者，对于国学深有研究，又能以所得授人者，依先生所见，大概有哪几位？”梁启超回答说，“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会教，教得好的人不一定都有学问。依我看来，又有学问又能教人的先生，现在在中国恐怕一个都寻不着。现在北京东南两大学里的教授有深博学问的确很有几位，但是我不敢说他们教授都很得法。”

记者还就“国学常识”进行提问，梁启超说，“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一，中国历史之大概；二，中国人的人生观。知道中国历史之大概，才知道中国社会组织的来历。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指过去的人生观而言。人生观是社会结合的根本力，所以知道过去的人生观是常识的主要部分。”最后，梁启超还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

你们应当读的书：（一）论语；（二）孟子；（三）左传（约三分之一）；礼记（五分之一）。礼记的“五分之一”我可以现在开给你，大学、中庸、学记、乐记、王制、礼运、坊记、表记、祭义、祭法、射义、乡饮酒义、檀弓。诗经和书经很难读，我们免掉他。荀子（三分之一）；韩非子（四分之一）；墨子（五分之一）；庄子（五分之一）头七篇杂篇；老子（全部）；易（系辞）；史记（五分之一）；通鉴全部。这是你们应当读的最低限度了。其中所谓几分之几，乃是选读一书中的精华，使他在全书的量上，占几分之几的意思。

他特别强调，“你们读完这些，大概可以有个中国史的大略，可以略略明白中国人的人生观了。”

清华大学校门旧影 （1931年）

胡适、梁启超书目“合订本”畅销一时

1924年2月22日，清华校长曹云祥致信胡适，明确告知清华将举办大学，此后“大学部”与“留学部”分开，特请胡适为筹备顾问（范静生、丁文江、张伯岑、张福运亦为顾问）。

1924年4月3日，正在紧锣密鼓筹办“大学部”的清华学校，特邀筹备顾问胡适参加学校全体大会，并请为校内师生演讲。胡适赴会演讲之前的一段时间，也被《清华周刊》记者“见缝插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访谈。一周后，此次访谈内容摘要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三○九期。这篇访谈摘要的内容，同样未见于《胡适全集》，且胡适日记与年谱中亦无记载，或仍属“佚文”。

在此次访谈中，胡适仍然十分关注大学生研读国学的方法与旨趣问题。虽然是面对清华学子在发表自己研读国学的经验之谈，实际上亦是针对当时所有国内大学生的一种治学指导。

胡适认为，研读国学“最好的方法，是用一个问题做中心，就这个问题，旁参侧考开去”。他为之举例说，“例如你是学法律的，可以定一个题目：如‘历代法典史’。先拿《汉律考》《唐疏义》《宋刑统》《元典章》《明律》《清律例》《民国新刑律》及各史刑法志来研究。因研究一代的法制，而及于他的政治、地理、哲学……”他特别强调，“这样认定一个题目为中心，则所读的才能有兴趣，才能记得住，而仍能念很多种的书。否则，你纵能读一年的书，杂乱无章，毫不能得益。书这种东西，我们可以从无数的观察点去看他，你要不定一个观察点——即问题——飘来荡去，必致茫无适从。所以，你们要读中国书的，顶好用这个方法。”

至于胡适提到的“先定一个题目，然后请对于该问题有研究的人，给你们一个书目，由他指点照着这书目念去”，这正是他自己早已身体力行的，即他一年之前已为清华学生开列的《国学入门必读书目》。当然，胡适访谈中提到的“对于该问题有研究的人”，并不仅限于他本人，也包括后来专门针对胡适所列书目重新拟订另一份书目的梁启超。

虽然梁氏对胡之书目颇多批评与质疑，梁、胡二人所拟书目也确实各有侧重，但包括清华师生在内的众多国内青年读者，仍多以梁、胡二人的书目互为参考，两份书目都颇受推崇。坊间一度出现了梁、胡二人所拟书目的“合订本”，有不少书局争相翻印，一时竟还成了畅销读物。

且说此次访谈之后一年间，清华学校“大学部”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间相继成立。胡适的建议绝大部分均得以实现，从理念主张转化为了现实。作为筹备顾问的胡适，虽没有直接参与到国学研究院工作中，但在荐举与延聘著名学者王国维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颇有贡献。最终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国学导师，清华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格局渐趋成形。至此，清华从派遣留学逐步转为培养本国人才，始创四年制本科教育，分文、理、法三院。

1928年8月,清华学校改称清华大学，9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当年，《清华周刊》从第四四二期起，开始在封面上正式使用“北平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周刊社”的名称，而镶嵌着由梁启超首倡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之校徽，也悄然印于封面正上方。1934年6月1日的《清华周刊》（第13—14期）“向导专号”则明确对外公布了该校徽图案，其基本形制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