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收入家庭反而不愿意以取消补习的方式减负，因为“拼成绩”可能是他们的孩子改变人生的最后机会。

韩国学生们背着书包，路过几家培训机构。

本刊记者/龚怡洁

凌晨2点，艺媛（音译）还在学习。这个时间睡觉，对她来说是奢侈。

艺媛正在准备高中的入学考试。为了不让自己放松，她一直把闹钟放在眼前，还会用橡皮筋箍住握笔的手指，这样即使手指僵了，也可以用手腕发力，继续写字。到了晚上撑不住的时候，艺媛就喝点罐装咖啡——这是她瞒着妈妈偷偷藏起来的。

韩国EBS电视台拍摄的《学习的背叛》纪录片，以这样压抑的叙事开场。贯穿初高中时代的升学压力，让韩国不少的学生和家长们选择求助课外补习班。根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2019年公布的资料显示，2018年韩国小学、初中、高中生人均每个月课外辅导费为29.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元1733元），课外辅导总参与率高达72.8%。

“鸡娃”问题在中国也已经泛滥。不过，近日中国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其中明确了“压减学生作业量”“从严治理校外培训”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给“鸡娃”家长和教培机构泼了冷水。

课外培训班被严管后，家长们又开始担心：如果市面上没有补习渠道，那么学校、地域间教育资源的差距，靠什么弥合？

整饬教培机构，事实上在韩国早已开始。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韩国就开始压制国内的补习大潮，试图平衡公共教育与私教的关系，同时更新教育理念。在中国“双减”政策发布的节点，韩国所走过的道路，或许能提供一些参照和启发。

“影子教育”的反复

在韩国的富人区江南区中，大峙洞以“补习一条街”的名号闻名。3.53平方公里的街区内，密密麻麻地挤着1000多家补习班。首尔高等中学、京畿高等中学等韩国知名高中也坐落于此，把这里的房价、课程价格与弥漫的紧迫感又扩大了一些。

首尔的大峙洞有数百所私立补习班，为争取进入该国一流大学的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课程。图/乔尔·李

大峙洞的补习班生意，是在本世纪初开始兴起的。这里的补习班，主要针对的是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两个阶段的辅导。它的兴盛，除了有市场需求外，还得益于两个政策：一是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政府决定将江南区和瑞草区划为教育地块；二是韩国政府于2000年给补习班解禁，重新开放了校外培训。

此前，韩国的补习班政策经历了多次反复。二战后，当时积贫积弱的韩国急需普及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的覆盖面，以尽可能地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力。到1968年，朴正熙政府颁布了《全民教育宪章》，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平等理念的重要性。当时韩国的教育，是一种“政教”联合、强调意识形态的专制色彩教育。而体制外的“影子教育”（中小学学科类的补习班），就对平等教育理念的落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谓“影子教育”，强调的是课外辅导对于公共教育的良性补充作用。对于公立学校而言，课外辅导能够缓解学校的教学压力，实现对师资的扩充；而对于学生而言，课外辅导能够成为一个跳板，帮助他们抵达更好的学校，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甚至实现阶层的跨越。

放学后，韩国的学生们通常会在补习班学习到深夜。

而到了1980年7月30日，掌握政权的全斗焕政府出台了“7·30教育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教育正常化与解决课外补习过热方案”。当时，韩国980万小学、初中、高中生中有15%的人参加课外补习，家长们在课外补习上的花费高达3275亿韩元。方案一方面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先前的大学入学考试，引入推荐制以缓解应试教育压力；另一方面，禁止了一切课外补习班。

但是，这样的“一刀切”政策并未取得实际效果。补习班并未被消灭，反而转向地下，成为了只有富人才可以享受的教育资源。韩国学生的分数压力并未减小，但教育费用却水涨船高，教育的阶级化差异也不断在扩大。

在中低收入家庭的强烈要求下，1995年5月，韩国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出台了《教育改革新方案》，认可了影子教育的合法地位。但为了将影子教育机构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韩国采取了平衡措施，对公立学校和教师进行补贴，以提高公立学校的竞争力，并优化高考政策、淡化唯分数论，从而不让补习班过热。这一政策一直沿用到本世纪初，

从2013年开始，韩国也试图将补习的功能以“课后服务”的形式收编至学校内。另外，政府还于2016年推出“幸福教育”政策，并在初中推行“自由学年计划”，强调教育的“以人为本”，试图减轻考试压力。

但时至今日，大峙洞的升学考试补习生意仍热度不减。在大峙洞补习班上课的胡姓同学接受《韩国先驱报》采访时表示，想要进入心仪的大学，不上补习班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身边有人是不上补习班就考上好大学的，”她说道，“补习没办法避免。”

韩国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在一家实习班参加培训。图/韩联社

学习的“背叛”

EBS的纪录片还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高二在读的韩国男生明基（音），是作为社会特殊关怀对象考入科学高中的。2000年之后，韩国的教育政策加大了对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的扶持，“社会特殊关怀对象”放宽录取便是其中一项。

明基所进入的“特殊目的高中”（简称特目高）包括外语高中、科学高中等以特性化目的兴办的高中，这也是韩国政府试图推行教育公平的一种尝试。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推行教育“平准化”政策，取消重点高中，转而在普通高中之外设立特目高和自律型私立高中。想要进入这两种高中，除了参加升学考试之外，还需要提交申请、推荐信等材料。这两种高中也成为了韩国学子眼中“直通顶尖大学”的最佳跳板。根据2012年韩国教育发展研究所（KEDI）发布的数据，特目高的孩子们，英语、数学两科的平均成绩，都要比普高的学生高出40分以上。这足以说明他们强大的竞争力。

然而，明基的特目高学习生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他的数学成绩甚至经常只到考50多分。“在学校里，同学们会说，我们学校大部分成绩差的人，都是通过社会特殊关怀对象项目进来的，”明基说，“（他们）就会这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我来到这里以后，比起辛苦，其实心痛的感觉更多。我来学校之后拼命努力想要往上爬，但现在我会觉得，好像不值得我这样挣扎。”

韩国探讨教育的纪录片《学习的人》视频截图。

对于韩国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想要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愿望无比强烈。但是他们的家庭的经济实力、所处的阶级和手握的资源，都会成为实现这个愿望的巨大障碍。据2012年韩联社报道，有研究结果表明，韩国父母月收入每高100万韩元，其子女的英语托业（TOEIC，国际交流英语考试）就会高出21分。英语水平的差距又与就业机会和年薪成正比，托业成绩每高100分，年薪就会高出170万韩元。

像明基这样家庭清贫的高中生们，即使享受政策优惠进入了特目高，也很难把这一“优惠”转化为真正的、以考学实现的阶级跃迁。首尔大学韩语教育学博士在读的小张告诉《中国慈善家》，韩国的高考制度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韩国高考除了卷面考试之外，还有面试环节。“面试要看学生整理的生活记录册，其中包括社会服务、海外交流这些内容，”小张说，“除了看学习成绩，还要看社会实践。一些家庭条件好的的孩子，可以去非洲当志愿者，或者去国外参加小提琴演奏比赛。但普通家庭的孩子，高考要是没有那些特长加分，有可能就算考满分，也考不进首尔大学。所以他们只能死磕学习成绩，所以就必须要补课。”

在韩国，家庭不好的孩子别无选择，他们只能自愿承担更多的学业压力。

小张说，在他认识的首尔大学的韩国学生中，也有少数并未参加高考，而是通过提前选拔进来的。走这一渠道进入顶尖学府的学生，高中在读期间连续两年内的大小考试，都必须考进全校前三名。

而这些学生通常出身富裕的家庭。“我侧面了解过一个学生的家庭，他四岁就上了那种外国人开的国际幼儿园，他的英语发音、社会实践情况都是上乘的，从小看的外国小说、社会文明类的书也特别多。”小张说。

而家庭不好的孩子则别无选择，他们只能自愿承担更多的学业压力。2014年，韩国教育部曾出台过一条禁令，禁止公立小学在课后为学生补习英语，以“引导小学生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习本国语言上”。但这条政策先是因遭受强烈反对而延期，之后二次准备落地时又再次被抵制——家长们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网站发起请愿，要求撤销这一决定。

“全国4800所小学的24万名一、二年级小学生，都通过学校的课后补习学习英语。”其中一名请愿者写道，“请保留学校课后补习。私教学费实在高昂，请帮助我们这些家长减轻财务负担吧。”

韩国政府的学习减负政策并非总是受欢迎的——对于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反而不愿意以取消补习的方式减负，因为“拼成绩”可能是他们改变人生的最后机会。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告诉《中国慈善家》，在他接触过的韩国学者们看来，目前韩国教育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的阶层差异很大，最好的教育资源仍然是被上流阶级所占有。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EBS的纪录片中，艺媛这样写道：“一个年级就有六百个人在向我逼近，他们都上四五个补习班，有许多怪物般的人已经学完了高中的课程。虽然知道这样想是不好的，但我还是经常会厌恶自己的家境、厌恶这样的现实，所以更加拼了命地学习。”

即使学习和努力很可能会在未来“背叛”艺媛们，但这已经是普通家庭孩子想要向上攀登的最佳选择。

韩国探讨教育的纪录片《学习的人》视频截图。

“幸福教育”的悖论

韩国决策者也一直在思考，教育政策要如何平衡公共教育与私教间的关系？

一种尝试是尽力缩小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差距，以提高公共教育水平的方式，抑制补习的过热。韩国1967年颁布了《岛屿及农村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实行教师定期轮岗制，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不同地区之间师资不均衡的问题。小张告诉《中国慈善家》，目前，韩国的老师一般是三年一轮岗，发达地区任教的好老师也会调往地方。这样，哪怕是农村的学生，也会碰到一些好老师，接触一些上乘的教育资源。

另外，首尔市最近还出台了一项政策：本月2日，市政府通过了约36亿韩元的“首尔学习”项目预算案，内容为拨款向大型课外培训机构购买“明星讲师课程”，并以网课的形式免费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学习。“既然不能遏制课外补习教育的发展，就应该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其好处。”首尔市市长吴世勋表示。目前，首尔市政府正在与知名网课机构协商，打算以市场价15%的标准采购课程。

不过这一旨在“促进教育平等”的方案也受到了一些质疑。首尔市各教育组织认为，想要缩小教育差距，并非只是把网课机构的课程免费普及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反而担心，这一做法会让补习风气更盛，反而不利于政府发展公共教育。

学生和家长对于补习班的狂热，其根本原因在于“考个好大学”的强烈愿望，和将“好大学”与“好工作、好收入、好人生”划等号的一种信念。然而，考个好大学应当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吗？在国家发展、筛选人才的现实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之间，是否有那么一条恰当的路径？对此，韩国教育界画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韩国探讨教育的纪录片《学习的人》视频截图。

杨东平告诉《中国慈善家》，韩国默认义务教育以外的高中大学教育存在竞争，而小学至初中的义务教育则开始理念转型。韩国的教育模式已经从义务教育的初始阶段——小学开始进行改革。据他了解，在韩国取消幼升小、小升初选拔考试后，小学阶段的狂热补习已经相对少见。在取消择校后，各个小学的教育资源配置也相对均衡。

“我们去年访问韩国时，询问了两个京畿道小学生的家长选择小学的标准，他们表示‘一是离家近，二是伙食好’。因为小学基本不存在升学竞争，所以他们上的培训班也主要是艺术、体育等兴趣班。而韩国城乡间小学的差距也相对比较小。一个原因是韩国并不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在做普及教育时，是‘一张图纸涵盖所有学校’。另外，韩国的义务教育最初是从边缘向中心普及。这是考虑到城市的支付能力比较强，所以先在海岛、农村等偏远地区先建设标准化的学校，普及免费的义务教育。”杨东平说。

哈尔滨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张隽告诉《中国慈善家》，韩国的公立小学都包含“教养科目”，涵盖钢琴、伽倻琴等非学科类的兴趣课程，引导学生关注分数以外的世界。她参与中韩学生交流项目时，能明显感受到“韩国的小学生很外放，团队协作能力也很强”。

在2016年“幸福教育”理念被提出后，近些年，韩国开始在部分初中试点“自由学期计划”，而最终定型的“自由学年计划”，已在韩国90%以上的初中内落地。延世大学教育学部金胜完（音）教授的团队就对“自由学年计划”的出台背景和目标做了具体研究。金教授表示，在韩国教育被诟病“竞争过热”“应试地狱”的背景下，“自由学年”给予初一学生为期一年的免考期，并提供职业生涯规划课，能够让他们在僵化的课堂外开辟出一点空间，自由探索人生道路。

但她同时指出，这一计划所基于的理念，是“让学生自身获得幸福”的新自由主义追求，但刚刚成为发达国家的韩国仍然面临着快速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竞争力迫切的需要。“个人”与“集体”目标的碰撞，也使得类似“幸福教育”的减负政策最终可能陷于矛盾境地。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创新，与初升高和高考之间的竞争同时存在着。曾经，学校的功能被定义为选拔人才、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尽管韩国的教育界意识到，这种发展主义的概念已经过时，但从小学开始的理念矫正，需要一定的时间将成效层层扩大。这也意味着针对义务教育开展的教育创新，很难迅速地说服已经站在高考关口的学生和家长。

“名校对社会阶层的垄断仍然非常严重。”杨东平表示，“肯定是有一批焦虑的家长，想要让孩子考入顶尖大学。一些培训机构，就会借机混淆义务教育和高中大学的竞争教育。”

目前，学生家长花费在补习班上的费用数额仍然庞大，经济压力也十分显著。2016年，首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崔仁哲（音）与韩国知名婚介公司共同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未婚男女对于生育的期望中，经济负担是一大障碍。其中，26.7%的受访者将“课外补习费用”选为生育孩子的最大负担。另外，28.6%的受访者认为，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太大，是韩国出现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