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百多年前清末的“留学热潮”，实为中国社会内部在西方冲击下出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呼声，但是却被清廷拖延、积压，推迟了60年后才集中迸发。在时代变动之际，能否以开放心态了解世界情势，借鉴先进文化，并能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协调机制，善用人才更新与制度更新两个杠杆，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是清末“留学热潮”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留学 清末新政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以工业化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通过殖民扩张等方式传播于世界。向西方先进国派遣留学生，作为学习先进文化、培养新型人才以寻求本国生存发展的捷径，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一项普遍举措。各国留学举措的时机、路径、形式及功效各有不同，对本国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不同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国家命运。中国近代留学始于晚清，到清末出现“留学热潮”。留学生群体成为撬动清朝覆亡、民国创生的一个杠杆，也成为清末民初承接政权更迭、制度更新、社会转型的人才桥梁。

洋务留学，起步迟缓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坚船利炮打败清军，轰开中国大门。千百年自视文明优越的中国，第一次遭遇优势强敌的挑战。如何应对？早在战前，广东前线与“洋夷”交手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收集翻译外国书报，“开眼看世界”，了解对手；继其后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介绍西国情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坐享二百年祖业、承受盛世余泽的清廷君臣，在外来强敌打击面前，临事仓皇失措，事后不思应对，在“洋夷”炮火下签订了割地赔款、开口通商的屈辱降约之后，又掉头沉溺于因循自闭、固守祖制、虚妄自大的迷梦之中，“开眼看世界”与“师夷长技”的呼声无人再理会。遭遇西方近代文明冲击后第一次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契机由此丧失。

20年后，英法联军再携坚船利炮来犯，北上攻入京城，火烧皇苑圆明园，帝后狼狈出逃，几遭灭顶之灾，才有新起的地方实力汉臣曾国藩、李鸿章等，醒悟到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着手“师夷长技”，购买仿造洋船洋炮，兴起洋务运动。但船炮购买容易，开船用炮的技术人才则举国无人，洋务官员又开办洋务学堂，聘洋师、招学生，培养技术人才。但世人读书皆以科举入仕为正途，鄙视“洋务”，招生素质低下，洋师也品类不一，国内养成人才成效难期，缓不济急，人才缺乏成为困扰洋务官员的一大难题。

直至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接受早年随美国传教士留美归国的容闳提出的建议，奏准选派120名幼童分批赴美留学，以期培养高质量西学人才。第一批幼童于1872年启程赴美，是为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的开端。然而这一起步，已经距鸦片战争时“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先声过去了30年。

幼童留美开创先例之后，1877年至1886年间，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桢等，又陆续奏派四批船政学生和北洋学生共80余人分赴英、法、德等国，学习海陆军事及船舰修造。三年学成归国，分派南北新建海军及洋务厂局、学堂等处，成为技术骨干。随着北洋、南洋、福建海军渐次成军，派遣留学也逐渐停止。但1884年中法战争，福建海军几乎被法军全毁；1895年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又全军覆灭，作为两洋海军骨干的留欧学生大多殉国，“专事专用”的洋务留学以失败和悲剧告终。

维新“热议”留学，清廷只许“自办”

中日甲午一役，清廷投入巨资、洋务官员苦心经营三十余年，引进西方技术装备训练的海陆军队，被几乎同时起步、武器装备也大致相当的东邻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被迫割让台湾、赔偿巨款。举国上下为之震动，朝野官绅大受刺激，维新思潮勃然兴起。曾随使日本的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经验，指出日本明治初期派遣成百上千人到西方留学游历，回国后皆成各界栋梁，甚至执掌国政，主持维新，使日本迅致富强。此书于中日战败后刊行，迅即风行全国，成为维新启蒙书。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上书、办报，呼吁改制变法。仿效日本、学习西方、变法维新、寻求富强，成为越来越多开明官绅士人的共同呼声；办学堂、派留学、学西学、改科举，成为报刊舆论和官员奏章热议的话题。一些地方官绅开始自筹经费，自办学堂，着手选派人员出洋留学。但主持朝政的王公大臣及京内部员，依附旧体制生存，保守气息浓厚，面对地方官绅的改革诉求，既不敢公开压制，又顾忌触动利益群体，惧怕由变生乱，于是一味敷衍推拖，对于地方办学、留学的奏请即批复允许自办，对于涉及中央政策制度改革的提议，则以“窒碍难行”而驳回了事。

张之洞是后起的地方洋务大员，在先后任职两广总督（统广东、广西）和湖广总督（统湖北、湖南）期间，大力兴办洋务事业，练兵、建厂、办学，成绩显著。在1895年短暂代理两江总督任上，奏请设立南京西学堂和陆军学堂，奏派南京学堂40名学生赴欧洲留学。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后，张之洞成为清廷最为倚重的地方汉臣。张之洞对康有为等“激进维新派”不完全赞同，但主张温和改革，是开明地方官绅拥戴的“稳健改革派”领袖。1898年春夏维新思潮高涨之时，张之洞写成《劝学篇》，标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提出学习西学、融合中西、改革教育制度的“温和改革方案”。主要措施有三项：一是多派留学。留学地首选日本，因路近费省、汉字相通、风俗相近，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二是广设学堂。从京城到各地方省府州县，分设大、中、小学三级学堂，兼习中西学，建立新学教育体系。三是变科举。科举考试加入西学内容，以新学取士任官。《劝学篇》上呈清廷，正值光绪帝联合维新派实行“变法”，阅后大为赞赏，谕令刊印数百份发各省督抚、学政等京内外官员，并陆续下达办学校、改科举、派留学等变法诏令，留学、办学、改科举等改革方策借皇权之手而普及官场。然而好景不长，光绪“变法”百日而亡，慈禧等保守派重掌朝政，“变法”谕令失效，张之洞这套“温和改革方案”也被搁置一旁。此后几年间，只有一些地方官绅零星自筹自办学堂，费用较高的派留学只有少数几起，办学堂、派留学的制度改革再次被拖延下来。

清末“新政”，掀起“留学热潮”

甲午战败仅隔五年，义和团排外之乱及清廷昏乱应对又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再陷，帝后西逃，东南诸省督抚联合“抗旨”不参战，清廷再签丧权辱国降约。此时的清廷在朝野官民心目中已威信尽失，而列强环伺叫嚣瓜分，亡国灭种之危急迫，举国官民群情激愤，变法改革、救亡图存呼声高涨。躲在西安的慈禧集团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统治岌岌可危，在内外舆论的催迫下，只得于1901年1月下诏宣布“变法”，以示振作，谕令内外官员上奏“新政”办法。7月，外官领袖鄂都张之洞与江督刘坤一联名上奏“变法三折”，首上之策即是教育改革：广兴学校、奖励留学、新学科考。其后又提出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改革措施，成为指导清廷“新政”的纲领方案。此后由清廷主持的“变法新政”渐次展开，热议多年的办学校、派留学、改科举，开始作为“国策”正式进入实施阶段。9月，清廷下诏“兴学”，令全国各地广设大中小三级学校。兴学师资缺乏，留学育才更形迫切。清廷又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宣布学成归国赏给进士、举人出身，并选任官职。出国留学开始走上制度化轨道。

社会上下鼓荡多年而受到压抑的“学习西方”呼声，在“救亡图存”激发和清廷政策的鼓励下开始迸发出来。各地兴起办学热潮，出洋留学也与日俱增。1901年四川派出22名学生赴日留学；1902年清廷派八旗子弟出洋留学，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陆军学生55人赴日留学；1903年张之洞派江南水师学堂16人赴英、德留学，京师大学堂派出47人分赴日本、欧洲留学。1905年科举正式废除，科举入仕旧路已断，留学成为读书人升进捷径。在此前后，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已派出官派学生出国留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无缘获选官派留学的有志青年，在家族亲友资助下自费出国留学。一时间，上下协同、官民合力，各地士人学子纷纷束装出洋，掀起“留学热潮”。

“留学热”主要是“留日热”，因路近费省、文化相近，吸引了大批官派和自费生前往留学。一批批青年学子，兄弟携手，同窗结伴，引朋呼友，接踵而来，还有女子留学、老年留学、父子留学、夫妇留学，留日学生人数成倍增长。据统计，1901年在日留学生270人，1903年达到1300人，次年增至2400人，1905年更激增至逾万人，1907年留日学生人数达到高峰，达1万5千人。此后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在日留学生人数开始下降，1909年还有3-5千人，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降至2千人以下。在此期间，还有留美留欧学生。留学美国1908年前后约300人，自1909年开始庚款赴美，每年选派数十人。到1911年，留美学生650余人，此外还有少量赴欧留学生。

留美、留欧由于旅费、学费高昂，学生多为官派，进入正规学校，多学科技实学。留日学生则官费、自费约各占一半，多数集中在东京，进入各类学校，多习文科，最为集中的是政法、师范、军事三门。留学年限不一，有的数月、一年即归，有的长至三四年。对于这批为数逾万的出洋留学生，朝野上下寄予厚望，视为开创各项新事业的新人才、中国走向富强的新希望。

新人才与旧朝廷，社会转型的推手与桥梁

留学生走出国门，看到崭新的外部世界，接触先进文明文化，视野眼光为之一新，思想观念为之一变，深切感受到祖国与先进国的差距之大，对清廷的落伍保守与腐败无能也更加不满，“留学救国”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留日学生人多聚集，声气相通，纷纷办报刊、组团体、翻译书籍、集会演讲，传播新知识、探索新思想。热血青年，关心时政，探讨改革，相互论辩，改良派主张渐进改革而行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推翻满清帝制而建立民主共和。随着对清廷“新政”日渐失望，倾向革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05年早年留洋的孙中山与留日学生黄兴等在东京组织革命团体同盟会，走上武装反清道路，陆续有近千名留日学生入盟，成为革命团体的主体与骨干。

留学生回国后进入多个行业，最为集中的是政界、教育界和军界。1905年至1911年，清廷共举行七次留学毕业生考试，总计约1400人合格，被授予举人、进士出身，其中留日学生占90%以上。有近千人被授予官职，大部分被分派入中央新设的学部、外务部、民政部、法部、农工商部等任职。在地方各级新政部门、咨议局中，也有不少留学生。他们成为清末民初推进各项新事业的基干力量。孙中山带领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军界形成留学生新军官群体，是辛亥革命各地领导起义的骨干。教育界各级学校的师资教务人员，留学生聚集，成为清末民初新教育体系的创建者，高等院校涌现出第一批科技文化精英人才。留学生翻译出版大批书刊，大力引进西学新知，成为新文化和新知识体系的奠基人。遍布各行业的留学生，在清末民初政权更迭、制度转换的剧烈变革中，成为承接社会转型、由旧入新的人才桥梁。同时，他们身上带着旧时代的痕迹与先天缺陷，也给中国新事业及社会发展打上了深刻烙印。

回望一百多年前清末兴起的“留学热潮”，实为中国社会内部在西方冲击下产生“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呼声，但是却被清廷拖延、积压，推迟了60年后才集中迸发。清主政者在旧制度耗尽一切能量而走到绝路之时，才开始人才更新与制度更新并举。社会急速转型，而主政者却走在改革末尾，被自己手中培养的新人才远远甩在后面，使之成了清廷与旧体制的掘墓人，同时也为新制度、新时代提供了一批开拓者。如果这个“留学热”早来60年、40年甚至20年，近代中国的命运可能大不一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①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③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