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横扫国学

大陆的国学在“文革”时期经受了浩劫，这场浩劫“史无前例”。与五四对国学的“动口”不同，“文革”对待国学和国学的继承者们，不但动口，而且动手，后来索性只动手不动口。与五四相同，“文革”对国学的清除活动也从孔子开刀，当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批林必批孔，斩草要除根！”透出对传统国学的杀气。批林和批孔有没有关系，可以不论，只是“斩草除根”的断言，令人不寒而栗，这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战宣言。果然，一批狂热的青年学生在曲阜肆虐29天，焚烧孔府，挖掘孔子墓，孔子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侮辱。青年当然不知道孔子何许人，也不了解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因为他们在长期“去孔化”的教育中，对传统文化和文化圣人没有敬畏之心。五四以来对孔子的持续贬损、对国学的极度蔑视，在“文革”中形成了大爆发。

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其实人的善恶只在一念间，“圣人”代表的道德律和“大人”代表的法律在这一念间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们会在人的迷茫时刻将其拉回一念间的这一方面，而不会将其推向另一方面。“文革”颠倒历史，打碎世间法律，摧毁人们心中的道德律。国学倡导的，正是“文革”要清除的。比如父子相告。秦代实行连坐法，勒令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一家犯法，邻里作罪，但首告者可以免责。秦法没有亲属首告免责的规定，他们不连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一起押赴刑场。不连坐，而是株连，被株连的没有免责条件。秦法严酷，但它仍然照顾亲族血缘关系，尽管是从严刑酷法角度来照顾的。秦法认为，家庭不可分割，家庭里的成员要死一起死，要活大家活。从正面理解的话，就可以发现秦法的人性化：家庭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不该发生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文革”彻底瓦解了最严酷的秦法——它认为秦法还不够严酷。“文革”把群众人为地分成两派，挑动他们互相斗争，一直斗争到家里。因为单位也被分成两派，家庭成员恰恰被“分”在不同的派系，于是“家庭里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

而“文革”的宣言则是：“忠不忠，看行动；亲不亲，阶级分。”以阶级划分队伍当然可以，但深化到家庭内部，就是残害人心。一些青年为了显示自己的“忠”，积极主动地投靠家庭以外的“亲人”，最普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户外张贴大字报，深刻揭露自己父母的罪行和隐私，同时宣告与自己罪恶的父母划清关系。

“文革”给国学以毁灭性的打击，打击主要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文革”烧书，书籍不久就解禁，重印加印，连从前没有出版的书也纷纷出笼。“文革”打倒学术权威，十几年后，这些权威仍然是权威，那些被风潮裹挟、挺立潮头反孔的“宿儒”再一次洗心革面，重新认孔子作老师。现在的孔庙孔府孔林也修缮一新，规模更加扩大。

【编者按】

7月8日，《光明日报》以“大都市兴起私塾热”为题，报道了深圳私塾村以国学经典陶冶孩子性情、培育孩子文化素养的故事。从国学班、国学讲坛、孔子学院到私塾，持续了30年的国学热正以越来越务实的探索慢慢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

其实，国学热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近百年以来，中国一再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开刀，可在打倒、批判了之后，又未曾培植起适合中国人精神需求的新的文化架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期，物欲横流且缺少了文化滋养的中国社会开始普遍弥漫着道德虚无、精神饥渴的颓废气氛。怎么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全盘西化不可能，我们只能向历史取经。5千年的文化传承是我们丰富的资源，问题是我们如何继承、发扬这样的传统文化？执著于国学到底是什么的门户之争对社会大众而言没有意义，怎样从浩瀚的国学海洋中汲取适合当代中国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内容，并将之构建成文化体系才是当务之急。

“国学”一词，发轫于20世纪，在20年代形成思潮。“国学”与“五四”，有太多的瓜葛，可以说它们是冤家对头。五四的主导语是“打倒孔家店”，目标直指国学的精神领袖、儒家的创始人孔夫子，而“国学”的复兴，则是对各种反孔思潮的反其道而行之。五四运动以后，域外各种思潮把中国当作试验场，涌入中国大陆，它们或者昙花一现，或者被中国固有的学说和主义改造成“中国特色”。而国学则被迫蛰伏，在80年代急剧升温，形成持续至今长达三十年的“国学热”。

“国学”是与“西洋学”相对而言的。在西洋学进入中国以前，它被称为“汉学”，因为它以汉儒说经解经为主体，结合经史子集，形成浩瀚的学术体系。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提及“国学”时，所指往往游移不定。所指大时，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所指小时，则诗词歌赋、占卜风水。其实，所谓“国学”，是指民族的思想方式，以及在思想方式指导下的群体行为规范。

五四：质疑国学

19、20世纪之交，中国整体迷惘，特别是知识精英陷入迷惘。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和宪政却遥遥无期，新派知识人比较中国和西方，尤其取近以日本为榜样，认定国学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贫与弱。日本能够异军突起，就在于日本没有孔夫子；或者虽然过去有过，但是已经抛弃了孔夫子。中国不能崛起，在于背上的包袱太重，卸去历史，抛弃陈说，轻装上阵，中国就可以在日本之后，成为远东又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是五四时期中国学人的共识，在这个背景下五四运动发生了。时光将近百年，时间证明，五四运动是一次激进的思潮，它的激进将国民引向偏激。比如对待儒家、对待孔子、对待国学。

儒家是一门学问，它既不是施政纲领，也不是政治教条，长期以来，中国人奉儒家为“宗教”，就在于它离政治很远。儒家主张忠孝，学习礼乐，目的在于让人们活得真实、文明、有尊严。如果由儒家承担中国历史的全部责任，这就把人的过错强加给了学术。马克思的学说在社会主义者手里是进步的，可以据此建立民主国家政权，但专制者同样可以取用马克思主义建立独裁统治，毛泽东说：希特勒从前也是社会主义者。可见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共产党人和希特勒差距有多么巨大。20世纪初的中国就像一个破产的富家子弟，其破产的原因在于不会经营，坐吃山空；不在于他说什么母语，穿什么衣服，理什么发型。旁证也在日本。日本的崛起没有借助打倒孔子，而在崛起之后也没有减少对孔子的尊敬。黑格尔认为孔子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教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样的老人可能无关经邦济世，但他反复讲述的是前人和他自己生活经验的总结，给人以启发。世代流传，大浪淘沙，积成纯金。对这样一个智慧老人，西方宗教称之为“先知”。对先知的话不一定崇拜，但也不必吹毛求疵。国学是民族之学，中国国学以儒家为主体，包纳百家，举凡前人所创造，都是“国学”。贬低甚至废除国学，否定的是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传承，废除之后建立什么样的“学”？新派学人心里也不清楚。

公正地说，五四对儒家和国学的质疑虽然剧烈，但仍然是“君子战”，这很有趣，新派以儒家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敌人”儒家，这个态度就是要作“君子儒”，不作“小人儒”。尊孔的学者被嘲讽，被攻击，但尊孔派仍不失尊严，他们可以办杂志固守国学阵地，如《甲寅》《学衡》《禹贡》等，可以到对方的杂志上发表反驳文章。胡适的行为最可以说明问题。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但他很快就从新文化的营垒中脱离，回归传统，研究他的“问题”去了。胡适的转变急剧而彻底，他较早看到了新文化的偏向，教导青年回归传统。一些青年讽刺胡适从新文化的营垒中堕落，把堕落的原因归结为他的年龄。其实，他并非因年纪的关系意志消沉，相反，他因为阅历的增加而生中正和平的包容之心，因为年龄的渐长而获得审时度势、反思思人的睿智。章太炎、梁启超也是这样的智者。

胡适到皇宫拜会清废帝宣统，人们关心他和废帝之间的称谓，尤其关心他如何称呼宣统。胡适的回答颇有君子坦荡荡的风度：“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因为这一句“皇上”招致冷嘲热讽，新派人士对他口诛笔伐，人们认为这个词从新文化主将的口中说出，显得分外滑稽。但是新派人士也不能告诉胡适，他究竟该怎么称呼废帝。胡适叫他“皇上”，与共和无损，是对历史的承认，也是对个人的尊重。

但它最深刻的影响，在于湮灭了中国人的世道人心、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瓦解了国学思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宣扬的诚信、忠恕、仁德、宽容等等。

劫后：沉思国学

国家板荡，乃思忠良；人有所缺，才想起需要。国人捕风捉影倾慕西洋学，追随百年，忽然发现西洋学与国学原来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读国学的《论语》，不妨碍他学习西洋学的《空气动力学》；或者一个人专门读“论语”，另一个人专门研究“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学”考试不及格，很可能是他天资不足或者不用功，而不能责怪那位读“论语”的国学同学对他有干扰。20世纪70年代，大陆“围剿”国学最热闹的时候，著名的“亚洲四小龙”横空出世，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是传统的儒家势力范围，属于周礼的“宾服”“绥服”地区。他们没有批林批孔，也没有孔家的祖坟供他们挖。孔庙倒是有，但他们不去拆，好好地保留着，可经济却腾飞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对国学和其他学问一视同仁，国力却发生了飞跃，中国人向往半个世纪的经济“大跃进”实现了。

说国学推动了改革开放，显然不合事实，国学不承担那么宏大的“叙事”。同样，说国学阻碍了文明进步，妨碍科技创新，显然也是虚妄的结论。

外国人也评论国学的存废问题。印度人认为中国人太勤奋、太亢奋，找点事情让自己忙起来。美国人则认为中国人因为羡慕华尔街的财富疯掉了。而中国人自己则痛定思痛：孔子无辜，国学无罪，却横空遭此浩劫，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以儒家为主题的国学是智者的学问，是学者的学问。它不断深化自己，也不排斥域外文明，自秦汉至明清，阐释日新，而精神本质一贯，融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国学的百年之劫，无论是智者的无意之失，还是愚者无妄之举，都已经成为历史。经过这一场反复，国学更增加了闪光点：对无妄之灾的免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