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七期“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在静园二院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Peter Bol）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教授、李四龙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等参与讨论。

邓小南院长首先对参加座谈的学者表示欢迎，说明本次讨论的目标不在于追求“共识”，而是期待大家围绕主题畅所欲言。包弼德作为文研院的特邀访问教授，近期正在北大进行短期讲学和研究，关于中国知识界对“国学热”的看法是他关心的课题之一。在随后的致辞中，包弼德教授提到，他对中国思想史的变迁、包括当代的“国学热”很感兴趣，希望在相关方面与各位学者展开交流。回溯历史，汉唐时期的士人学者是朝廷的一部分，而宋朝的士人学者则重视自己的独立性，与朝廷保持了一定距离。到了20世纪，国家制度的范围日渐扩大，国家权力对个人、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些中国学者过分采信了18-19世纪德国学者（如黑格尔）对“东洋”的看法来理解世界，认为中国没有历史，这是很可悲的。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提出“复兴中华文明伟大文化”，即开始认为国学、儒学是有意义的。包弼德教授继而提出了几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国学有何看法？“国学”和“儒学”是否一样？现在的“国学”和20世纪初的“国学”是否是同一回事？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将“国学”与“西学”视为一组对立项，那么“西学”又是什么？

陈来教授谈到了他所亲历的发端于1990年代、以北大为中心的“国学”研究的学术史，以及他对国学的理解。他指出，作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发展为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将其创办的学术期刊命名为《国学研究》，具有学术的典范 (paradigm)意义。重提“国学”，象征着以北大为中心的部分学者希望摆脱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范式，回复到1920年代由北大国学门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中去。《国学研究》的出版引起了以《人民日报》为首的诸多媒体的关注，“国学”一词也开始被频繁使用。那时北大的“国学热”是邓小平南巡、商业化大潮冲击教育界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着北大学者对商业化的顽强抵抗。但陈来认为，那时的国学并没有真正热起来。此外，他还从国学研究、国学教育和国学传播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国学热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确实存在，但对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是国学传播方面的进展。他指出，国学传播即传统文化的普及，产生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民文化信心增长这一背景下。在国学传播的过程中，媒体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显著。陈来特别表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全球化所表达的文化立场，也对国学热产生了助力。他呼吁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被全球化所冲淡。

高全喜教授认为，目前的思想界，尤其是近三五年来，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譬如，自由派内部出现、分化出新的一批学者，他们对传统文化、儒学和国学都带有了同情的态度，主张不再将自由与传统视为对立，而是寻找二者的内在联系，也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历史叙事来找到文明演进的内在过程。与此相对的，曾经反传统的左翼思想阵营，也对传统有了新的认识。传统开始成为两派争夺的资源。对于国学这一概念本身，高全喜认为，国学是一个“活”的概念，随着大家理解的改变，其内部也会发生转变。当下的国学是包裹着传统外衣的现代性的、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未来走向，传统和国学都可以给我们提供资源。

干春松教授将近几年国学热的产生视为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人民对国家信心增长的一个呼应。当下的国学热的推动者未必是知识分子，而是民众。现在的“国学”更像是一个载体，是一个被借用来代表中国目前许多未定的共识的符号，而非民国初期时的带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或是学科反思的方式。

李四龙教授谈到了他的研究方向，即佛学和域外研究与国学的关系。他提到，此前自己一直不认为佛学是国学，而现在，国学中已被认为包含了佛学研究。一个外来文化（宗教）是如何融入到了主流的、传统的中华文明中，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国学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他希望国学能够具备更多的开放性来接纳更多的文明进入中华文明体系中。

唐文明教授紧紧围绕包弼德教授的几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20世纪初的国学与现在的国学有延续性也有差别。那时的国学有两大主题（国族建构和国民性的培养），都带有革命的历史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国学现象与过去的差别主要在于：过去是革命和打破旧传统，现在则是革命的话语终结，重视转型与建设，即从破到立的一个转变。国学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是文史哲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意识到了文史哲研究方法的局限，从而用国学来弥补这些视角上的、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就国学与儒学的关系，他指出，国学突出自身的主体地位，会导致我们忽略儒学作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存在的意义，也会使得儒学被限制为一种民族文化。最后，就国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现象，他认为并没有这样的对立。文明史研究涉及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需要顺着西方文明的归宿来讲中国文明，而要强调自身文明的价值。

陆扬教授表示，知识界和民间的国学热并不是互相隔绝而是存在本质上的联系的。他认为，西方学科在处理中国知识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对传统知识语境的把握也是片面的。他还特别提到，许多西学出身的、没有受过国学方面教育的年轻学者近来也开始对国学产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基于学者们的讨论，包弼德教授概括了许多让他深受启发的内容。比如，就国学与西学的比较这一问题，他指出，当我们作“比较”时，我们所做的其实是解读（Interpretation）与构建（Construction）。中西虽然常常被放在对立的位置去比较分析，但它们也有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如政府、宗教、军队、法律，等等。最后，他认为应该警惕所谓的“例外主义”(Exceptionism)现象，作为学者，我们恪守学术立场。(“Forintellectuals, we are the same.”).

（撰稿：李雨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