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公元前544年吴国伐越，是有记载吴越间的第一次开战。当时吴国已经很强大，但越国的实力还很弱小，因此这一仗吴国大败越国，抓到了很多俘虏。
时任吴王余祭对这些俘虏很残忍，下令挑断他们的脚筋，又让他们去吴军的战船上服苦役。这些俘虏就很愤怒，趁着余祭视察战船的机会，居然将之刺杀。
堂堂吴国国君，就这样死在了宵小之手，这便是吴国从一开始就付出的惨痛代价，而这也似乎预示了什么。
而且，余祭绝不是唯一一个死在越人手里的吴国国君。
公元前496年吴越槜（zui，四声）李之战，吴王阖闾亲率大军征伐越国，越国在新任国君勾践的领导下全力抵抗。
这一战中出现了军事史上一次罕见的“奇葩”表现。大概是从吴楚鸡父之战中运用3000名囚犯诱敌的谋略中获得的灵感，越军在屡次冲击吴军战阵不果后，竟然派出触犯军法理应处死的“罪人”前往吴军阵前“集体自杀”。
这些罪人排成了三排，人数估计起码有三位数吧，他们一起大喊：“我们触犯了军法，不敢逃避处罚，现在就这这里自杀谢罪！”然后就一齐抹了脖子。
这一前所未见的场景大大震撼了吴军士兵，越人居然如此不畏死，他们自然心生恐惧，从而军心动荡。就在此时，越军趁机发起攻击，果然大败吴军。
此战中有一个叫灵姑浮的越国大夫表现出色，挥戈击伤了阖闾的大脚趾头，阖闾伤重不治，很快离世。
阖闾是吴国崛起的真正领路人，他居然也被越国击杀，这下双方的仇恨算是彻底结下了，用伍子胥的话说，就是“仇雠（chou）敌战之国”。和吴楚一样，吴越也成了难以并立的历史宿敌。
据说阖闾死前要求儿子夫差报仇，夫差之后就上演了雏形版的“卧薪尝胆”，每天“上朝”前都安排人大声问自己：“哎呀，夫差，你忘了越王勾践杀死你父亲的仇恨了么？”他就回答：“从不敢忘！”
不仅口头作秀，夫差更有实际行动，总之是全面备战，誓图报仇。
相比夫差的奋发，干掉阖闾后的勾践却嘚瑟了起来，认定吴国已经“不足惧”了，整天及时行乐。
然而得知吴国的持续动作后，勾践终于明白过来，夫差肯定要报杀父之仇，而且绝对不会饶他。
由此勾践决定先下手为强。客观说，越国虽然干掉了阖闾，表面上占据上风，然而论综合国力，它毕竟远不如吴国，因此范蠡一再反对出兵，但夫差对此置若罔闻。
公元前494年，也就是槜李之战仅仅两年之后，越国向吴国发起全面进攻，夫椒之战就此爆发。
夫椒到底是哪里，一般有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指太湖中的洞庭山，即苏州的西山和东山，在今天的西山岛上，便有很多夫椒之战的纪念物。
另一种说法是指今天无锡的马山一带，位于太湖西北角上。
其实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越国和吴国又是全面开战，除了在太湖上厮杀外，有战船“抢滩登陆”份属正常。因此两地可能都会有这一战的遗存，不必相争。
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严格的区别，那就是水战和陆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形式。陆战就不说了，如果是水战，可就值得说说了。
吴越都位于江南水网之地，制造和乘坐战船是他们的强项。据资料显示，当时已经有了楼船（指挥舰，比如吴王“余皇”号）、大中小三翼（战船）、突冒（撞击船）、桥船（为骑兵搭船用）等类别，而伍子胥《水战兵法》大致记载了各类战船的大小和人员配备乃至武器装备情况。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很多战船，其造型、作用竟是启发自中原的战车。这一点看似很奇特，但其实具备现实逻辑。
我们知道，吴国学打仗是晋国手把手教出来的，鉴于地理水网因素，吴国不会大批量生产战车，因为用不上，反而需要的是战船。
而战船造成什么样，当时能够借鉴的，自然只有战车了。也就是说，战船最初不过是战车从陆地搬到水上的变种。
由此战船承担了和战车几乎差不多的战争功能：水上迅速机动、运输乃至作战。而且相比作战功能，前两者的作用在当时更大，比如柏举之战，吴军就是乘坐战船从淮河西上，实现了远距离的快速行军。
也就是说，当时的水战应该只属于萌芽阶段，尤其算不上战争的主流形式，但毕竟是登上了战争舞台。夫椒之战便是个中的经典战例。
这一战是吴越间的第二次战略决战，相比槜李之战的意外，夫椒之战以实力更强的吴国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其后吴军乘胜追击，多次击败越军，最终将勾践和五千越军包围在了会稽山上。
按照主流说法，当时的勾践已经山穷水尽，性命完全悬于夫差之手，生杀予夺任由宰割。好在有文种和范蠡连施妙计，尤其是贿赂了夫差身边的重臣伯嚭，勾践才终于保住了一条命。
大家可能就会奇怪了，夫差明明和勾践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如此大好机会摆在面前，他怎么会临事放弃、不斩草除根呢？
因此上述历史真相就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当历史看起来极富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时候，它的真实性大概就会出问题。之前的“赵氏孤儿”案不就是这样么。
新世纪以来，有一批“清华简”问世，其中就涉及到这段历史。简单概括一下，当时的越军并非任人宰割，而是仍具有最后一搏的实力。吴军虽然将之包围，但战士们已伤亡颇重，就算能够彻底吃掉越军，也要付出相当代价。
因此双方才展开谈判，越军使者也并非一味乞降，而是软中带硬。夫差和伍子胥两人虽然也有分歧，但经过反复权衡，最终还是一致同意了停战请求。至于贿赂伯嚭乃至让夫差连同夫人去吴国当奴仆，自然都不存在了。
客观说，“清华简”的记载也未必就是真相，但作为一种说法，可供参考和比较。
总之，无论哪一种，夫差都最终放过了勾践，给了其“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机会，从而为夫差和吴国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从结果论，夫差肯定是错了，但他究竟错在了哪里，既有的认知并不算完全明晰。从战略发展层面来说，西向攻楚、南向攻越、北威齐晋，是吴国崛起乃至称霸的先后路径，历史上的吴国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夫差在夫椒之战打服勾践和越国后（至少他这么认为），战略重点转向北方，“有志于齐”，甚至都不能说是错误。
但根本问题在于，正如伍子胥所说的“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作为水网之国，吴国和中原国家存在根本的地理不同，说白了，“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吴国就是个水上国家，虽然可以北上中原和齐晋角逐，但这注定是“有名无实”之举，除非吴国举国迁移。
而越国可就不同了，且不说两国之间的历史仇恨，更重要的是，就我们上面所说，吴越其实是相同的“水国”，所以伍子胥说“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吴越势必不能并存。
也就是说，吴国的生死之敌，不是齐晋乃至楚国，而是越国！
由此出发，我们就知道了夫差错误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不是不可以北上争雄，而是必须要稳固后方。尤其是从国家根本利益来说，吴国向南发展才是正途，向北发展则注定是徒劳。
尤其是“清华简”的记载说法，更能凸显夫差的错误所在，在越国没有被征服乃至消灭之前，夫差就为了霸主虚名而北上中原，无疑是因小失大、“慕虚名而处实祸”。夫椒之战，吴国正是因此“功亏一篑”而胜利终究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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