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由百度国学频道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的评选结果中，著名哲学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的冯友兰先生榜上有名。

冯友兰，字芝生， 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冯友兰先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主席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毛主席对冯友兰有着颇多的点评。

毛主席与冯友兰的交往始于1949年10月份。

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聆听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几天后，即10月5日，冯友兰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冯友兰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呢？他晚年回忆道：“当时有许多人向毛主席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

开国前后，毛主席日理万机，异常繁忙，但他还是很快于10月13日给冯友兰写了回信：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接到毛主席回信，他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

其一是，“我不料毛主席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

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多年后，冯友兰反省道：“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

冯友兰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要真正学习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就必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 “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于是，他终于认识到：1949年给毛主席信中所说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是不老实态度”。

冯友兰还进一步反思自己走过的历程，认为：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冯友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2月27日下午的会上，毛主席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3点一直讲到晚上7点。他谈笑风生，讲得深入浅出，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会场气氛非常活跃。

冯友兰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精彩报告，这使他不禁联想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诗词名句中的周瑜和诸葛亮。冯友兰充满钦佩地说：

“当然，毛主席的讲话是心怀全国，眼观全球，迥非周瑜、诸葛亮可比。但他确实是在谈笑之间，指挥若定，虽然担负着全国的革命重担，但又有举重若轻、若无其事的气象。”

4月1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家中请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胡绳、周谷城、王方名等吃午饭。这是冯友兰初次到毛主席家吃饭，他感叹道：

“毛主席的生活是简朴的。当时中南海的其他地方，如怀仁堂之类，都经过改建，油漆一新。颐年堂还是很陈旧的样子……他的起居饮食，看样子也不过是像一个生活比较优裕的教授一样，真是书生本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他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1966年6月，冯友兰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牛鬼蛇神”，被抄家，被关进“牛棚”。

然而，1968年11月18日，冯友兰突然被释放回家。冯友兰很想知道为什么如此宽大处理了自己？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说：

“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会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毛主席晚年曾有过一个讲话录音，其中谈到冯友兰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 虽然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分歧，但毛主席对冯友兰还是很欣赏，所以多次作出正面的评价，使冯友兰得到保护。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主席病逝，举国哀悼。当晚，冯友兰作了一首挽诗。诗云：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9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冯友兰又作了一首挽诗。诗云：

纪念碑前众如林，

无声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

不见当年带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