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启功等九位德高望重的文化界老人，提出了名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016号政协提案》。老一辈文化人对传统文化长河可能面临中断、“大家拿着线装书不认得”的现状痛心疾首，呼吁建立幼年古典学校，采取传统教学方法(如背诵历代名篇、从事古文写作等)，培养传统文化研究的专业队伍。此后，“读经”再次成为中国文化教育领域的一个众所瞩目的关键词。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传统文化回归的浪潮中，全国各地的读经学堂、国学教室、私塾等教育培训机构在城乡各地纷纷成立。出于对应试教育不满，对传统文化衰微的担忧，许多父母转变观念，在义务教育之余，让孩子朝读经暮习武，希望能在孩子心里结出传统文化的硕果。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这无可厚非。对孩子而言，它也凝结着长辈赋予的博学厚德的人生愿景。

但是有的人则走得更远。他们选择让孩子脱离体制内教育系统，进入读经学堂，以幼稚之年开始几近封闭的读经生涯。甚至有少数父母辞去工作，全家退居乡野，陪同孩子，闻鸡起舞，读经书、学古曲、耕种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内而外、从形式到内容，全方位过上了向古人看齐的生活。这种做法倘若是个例，尚可观察，若是蔚然成风，就让人深怀忧虑了。

何为读经教育?以民间读经界有广泛影响的文礼书院为例，其创始人就主张“老实大量纯读经”。其“儿童读经教育”的理念包含三个重点：从教材方面说，就是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选》等“最有价值的书”;从教法方面说，“先求熟读，不急求懂”;从教学对象说，则以儿童(3岁至13岁)为主。能进入文礼书院的学员，需要年满13岁、包本背诵经典30万字。所谓包本背诵，就是要像复读机一样，对着录像机，一字不差背完古书经典。

笔者并不一味反对苦读。毕竟，文化的习得总是需要大量的反复训练和强化，一味强调快乐教育，初衷不坏，但总显得矫情。其实读经之苦，世界都一样。犹太教有个古老的传统，当小孩平生第一回读摩西五经时，大人会喂食他一口蜂蜜或一块糖。这样，他永远都会把学习和甜美的滋味连在一起。方法是在制造快乐，映照的仍是读经之苦。

20世纪第二个十年，第一代读经少年初长成人。2016年年中，《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将如火如荼的读经教育推到风口浪尖。这位名为惟生的学子，10岁时被母亲收回义务教育的权利，进入读经学堂。辗转9年，历经几个封闭学堂，从10岁懵懂小儿到十八九岁的热血青年，在孤独的、与世隔绝的、被他称为机械运动的读经中度过。然后，因为前行无门，他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与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对读经私塾的每一点怀疑都是对我自己生命意义的怀疑，令我心如刀割。”

批判容易，重建难;走出体制容易，回归难。各种口号走马灯一般花样百出、生生不息。理论探讨和争议是冰冷的，可这微小的个体血肉发出的呼喊，却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令人痛心疾首。青春无价，倘若需要用人生最快乐的10年做一个试验，尤其是对于一张白纸一般的儿童，如若从幼儿时期便注定只能被反复灌输完全不知其意的古书，对大多数孩子来说，都是残酷的。义务教育体系虽不完美，但却是无数探索求证后沉淀的产物，其学科制定的科学性、严谨性、丰富度，凝聚着无数教育专家的心血，也符合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国情。若要将其摒弃、另辟他途，极有可能折损孩子的生命。

92年前，鲁迅曾痛批当时学界的复古潮，他甚至不无反讽地说：“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近百年已过去，看看现如今借由少儿读经形成的巨大产业链，这段辛辣嘲讽仍然毫不过时。且不说读经学堂高昂的学费，单看百度搜索“读经”第一条蹦出来的动辄千元的“国学机”，看各高大上的学堂领导班子里的地产界企业家名录，已使人啼笑皆非。

好在，轰轰烈烈的读经热已经引起了更有力度的反思与回拨。近日召开的两会中，葛剑雄教授直言，一些打着国学旗号的国学班、读经班，“简直就是公然抵制义务教育。”“有些组织私塾和读经班的人，自己都不识几个字，有些是为了牟利，有些是作秀，还有一些很偏执。”

“生命原是混沌的。只是每一个人冲破其混沌，透露其灵光，表露其性情，各有其特殊的途径与形态。”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如是说。所有的教育都应因材施教，每个个体都充满丰富的可能性。作为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更应该了解其天性，顺应其兴趣，为孩子开拓更为广阔的知识天地，助力孩子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具备健全人格和学识基础的人，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

还是用鲁迅先生的话作结：“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