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银监会的刘主席要我讲这个问题，我说不需要重讲，所以我让他们发了给人民大学讲话的记录，那里面讲了一点点国学方面的问题，给诸位做一个参考，甚至给我一个指点。

我们长话短说。这一次来，除了你们这班金融界的英才以外，听说还有些人，我的老朋友皇甫平也在吧？这位周瑞金先生，我说一九八九年后能够继续改革开放，他是第一功臣。当年讲姓“资”的也好，姓“社”的也好，争论走资本主义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还在，很难下结论的时候，他敢于带头站出来写篇文章，影响很大。他当年是准备挨斗的。我说你这个读书人，老朋友，有胆识，、很有功劳，他今天也在这里。听说还有大哲学家周国平先生也在这里。这些老前辈们，我都要请大家原谅，给我一点指教。

我今天想在这很短的时间里，讲故事给大家听。你们诸位是搞金融的，我常常在谈中国文化时提到“经济”，“经济”这个词语，我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舒服，从年轻就开始了。

诸位要知道，我们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为止，九十六年，再过一个月以后是九十七年。当年我的老师辈，都是前清的遗老，有功名，起码是举人，有些是进士，做过官的。我长大一点，正是北伐阶段，他们这些老前辈都笑，你们年轻人乱听这些，书不好好读，什么开始北伐！军事是北伐，政治是南伐。

我们当时小，老师讲话是坐着，我是站着的，背书也站着，不像现在，以后慢慢改了，上课是学生们坐着，老师站着。将来时代学生们躺着，大概老师们要跪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众笑）

当时老先生们这样一讲，我们就不敢说话了。在那里我是年纪比较轻的，我就问老师，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怎么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他说，你看，这些革命党（所谓革命党包括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的一切党派），他们懂什么？就是拿到政权，做官做事什么都没有经验，拿到政权以后，用的都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一切规矩都没有变动。只是表面做得很好，实际没有内容。

当时他这样讲，现在我回想，好像九十年来都是这样，还是一样道理。包括我们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以后，新建立的政权到现在，这些情形同当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中间虽然对中国文化那么严重地整顿，但中国文化坏的一面并没有去掉，这是个什么道理？

是文化问题吗？人性问题吗？我们这里有哲学大师们，好几位都在，值得研究。现在这个问题扯开就大了，有关政治、哲学、教育，都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回过来还是讲本身的问题，刚才提到“经济”，我常说，我们很多翻译的名称是二手货，西方文化变成中国文化，很多名称没有自己翻译，日本人是用汉文，用中国文字，日本人先接手翻译的。譬如说“智慧之学”，我们中国人叫“慧学”，日本人翻成“哲学”。当我到台湾以后，一听闽南语的发音，哲学叫做“铁盒”，我们浙江人一听“铁盒”，铁的盒子啊！实际他是用“哲学”两个字。可是“慧学”给日本人一翻成“哲学”，我们用到现在还是“哲学”。

再譬如说“经济”，我就严重地反对，中国讲“经济”，在中国文化里头很严重啊！是经纶济世，大政治家，大文化家，这个叫“经济”。我们常说中国古人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那个“经济”不是现在这个“经济”。他讲写文章文学，西汉一个司马迁作《史记》，一个司马相如文学第一，所以“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中国经纶济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来天下，建立一个政权而万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样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所以叫“经济南阳一卧龙”，卧龙先生就是诸葛亮。这是中国人由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的观念。日本人把管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是很好笑的事。现在一提到经济就想到管钞票，要钱，这个文化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们有一个遗憾，把西方文化翻到中国来，从来没有做统一的翻译，包括自然科学。我们国家从满清末期开始翻译西方文化，满清同治年间，成立了同文馆，这是国家翻译院。可是到现在呢？不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一切翻译都没有统一。

讲到同你们工作有关系的经济，这里一位李慈雄博士，是我的老学生，比陈峰资格还老，他也是同学里头言听计从的一个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我在美国的时候，他正在世界银行做事。我说慈雄啊，这个不能做了，你马上就辞了吧。他地位很好，拿高薪的。我说，我看了美国，不行，遇到问题第一个开除的，一定是东方人，而且是中国人，你赶快辞掉，在你巅峰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辞掉。他说，老师，我也想辞，辞掉到哪里？我说回大陆去。他很难，他是台湾人，美国留学的博士，岳父萧政之中将，政治部主任，曾经是反共的主将，他三个身份都很难。他说老师让我到大陆干什么？我说，到上海去发展，中国需要人，经济发展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他在我面前站不到一分钟，说，老师叫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就一句话。然后他到上海做企业，现在叫斯米克公司，股票也上市了。

当时他在斯坦福大学时，学校里有个经济学的名教授，慈雄就给他谈中国文化，他说到他中国的老师是南某人。他说南老师批评我们学经济的。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不要乱跟他们。从《原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个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做“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究竟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那么，请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这是十九世纪以后过来的。譬如说，我们“抗战”以前，经济学没有几个人，某人在外国留学，学经济回来，好像很不得了。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我今天特别带来，这是康熙、雍正时代整理的《古今图书集成》，恐怕你们图书馆没有，它把几千年的财经，一切内容的要点囊括在里面。所以康熙、雍正时期对中国文化，很对得起。

经济学，在中国过去叫什么呢？叫“食货”。中国人过去是重儒轻商，看不起商业。司马迁写《史记》，他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一篇《平准书》。后来班固写《汉书》，在《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写了《食货志》。

你看“货”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要研究中国字了。不认识中国字，你中国文化讲不通的。“货”是“化”下面加个宝贝的“贝”。贝是什么？我们上古货币是用贝壳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货币是贝壳，后来慢慢变成用其他的货币。“货”是化贝，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早晨五六点钟（卯时）在集市上买卖交换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轮转更替，包含交换、交易的意思。

由“货”字，谈到货币学。我常问学经济的同学，我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社会，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每个时代都会通货膨胀，而且每个新时代会把货币变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了。货币为什么一定会变？譬如刚才讲到“货”字，是变化的“化”下面加一个宝贝的“贝”，有财富变更变化的意思。所以，司马迁第一个提出来商业的哲学，写了一篇《货殖列传》，那么中间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学问道德抵不住一个钱、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干，命不要就是为了这个利。人家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走道家的路线，他为人类开了一条路。

司马迁以后，班固写《汉书》，走司马迁的路线，但是改了，把这个叫《食货志》。我抽出来这部《古今图书集成》里面叫《食货典》的，把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务的收入、国家财政的给配、商业的行为、政策的安排，都收录在其中。可是可怜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百年当中，有几个学者回转来研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

换句话说，我们讲银行，银行怎么来？我等一下讲外行话给大家听。可是今天所有的银行，没有研究中国文化特色的银行应该怎么样。

“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鶡冠子》

“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阴符经》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