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 作者 干春松

传统的中国是建立在跨文化和多种族的区域之上的，儒家观念为之提供了凝聚和维护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资源，此文明亦以礼乐文明名之。

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精神性的因素决定了国家的“性格”。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墨家、道家、法家以及中国化的佛教等亦共同完成和丰富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拼图，但是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儒家对世界和秩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担负起了中国精神价值的主体性功能。

1840年之后，面对英、法等国的军事打击和经济掠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从军事失败中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体系已经无力应付“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人们意识到唯有确立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才能摆脱个人和国家之间脱节的状态，确立起国民的国家意识，以抵御西方的殖民掠夺。但这种“对内文明，对外野蛮”的体系，并不符合中国人固有的“王者无外”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在理智上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又在情感上加以反思和批判。

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学”概念得到普遍的关注。与儒学所不同的是，“国学”所指极为宽泛，几乎可以包括古代的所有学问。虽然也有提倡“国学”的人会强调“国学”指的是民族文化中有活力的因素。

在当下中国，“国学”可能会被指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学”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概念，它所呈现的是人们在现代性冲击之下，对民族性因素消退的忧虑和不安。在不断失败的屈辱中，“国学”还体现出对未来国家形态中民族价值的坚持。

说到底，以“国学”来代替原先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是受到进化主义影响，当时的人们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原先中国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模式。虽然所有倡导国学的人，都会强调“国粹无阻于欧化”，但这句话更接近于作为他们接引西方文化的“掩护”。他们实际上已经接受西方文化在军事和经济强势“加持”下所拥有的优势性地位。如此，“国学”乃是一个折中的观念：一方面需要通过强调自身文化传统的意义来激发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区分“国粹”和“国渣”来调整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上的差异；更多的时候甚至需要通过证明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一致性来“证明”固有文明的价值。因此，在19世纪末，推动“国学”最重要的团体核心主张体现出两种基本的方向：一方面是提出“国魂”概念，来为新的国家认同寻求依据；另一方面是区分儒学与君学，把儒家的精神从与政治权力密切结合的状态中分离出来。

以国学来取代儒学，还因为清末废除科举而带来的传统文化体系的重组。从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即民国之后的北京大学来看，在这种新式的教育体系里，儒家经学的存废成为争论的关键。

在1911年之后，蔡元培等人干脆取消了大学中的经学科，将传统儒家的经典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分置于不同的学科之中。比如将《周易》《论语》等纳入哲学学科，而《尚书》《春秋》等纳入历史学科，《诗经》则成为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

20世纪20年代国学研究的另一典范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在声名显赫的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的指导下，走了一条“汉学化的国学”道路，呈现出与国际学界的中国研究接轨、合流的新的“世界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在近代学术发展的历程中，大学中的国学研究机构虽然以研究传统文化为其主要方向，但在方法上，却是去价值化的“科学主义”式的。那么，若是要继承儒学的价值，就只能走民间化的路。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学概念重回人们的视线。当时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等诸多先生提倡国学，试图提倡一种更为温情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引发了社会上强烈的争议，其关注点是弘扬传统所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

到了21世纪初，国学研究似乎又有重返晚清时期的问题意识的意味：强调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时就强调了要继承中华文明的精神，反思全盘西化，重建文化自信的理念。因此，21世纪的国学热，很大程度上是与经济发展之后，确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需要相一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国学热背后的民间推动力量。民间的读经运动，甚至企业家借助传统文化来进行自我精神调节和企业管理，都是这个阶段国学热的重要表象。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国学热的兴起则与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