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何以人才辈出？这位国学大师功不可没-米儿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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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一年一度的特等奖学金答辩可谓是“神仙打架”现场，在2020年的特奖得主里，有两位“跨界”同学格外亮眼。

一位是自动化系的蔡烨怡。她文理兼备、已出版三本儿童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儿童文学作品《分享让我更快乐》被晨光出版社列为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图书之一；在清华通识教育、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她融合人文和工程视角，开展了对唐诗律诗中平仄律的研究；在电子技术和神经科学交叉领域，她与多个院系的同学组队进行了“基于脑机接口的半机械蜜蜂飞行控制系统”的SRT项目研究，入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新计划。

另一位是来自社科学院的宫栋宇，身为文科生的他却醉心“脑与认知”研究、立志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家。他聚焦人脑对干扰的捕获，开展心理物理学实验，提出了定量操纵干扰物的显著性以研究其对注意捕获的影响的新方法，并成功入选国家“星火计划”。

这两位候选人的脱颖而出很好地体现了清华大学“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

办学风格是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内在的办学特性，清华的办学风格是流淌在清华血脉中的基因，深刻地影响了清华的学术传统，培养了一大批融汇中西、学贯古今、文理兼修的杰出人才。

这之中有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音乐人高晓松，青年科学家颜宁，快手创始人兼CEO宿华......正是得益于这种办学风格，清华得以历经百年沧桑仍然长盛不衰、人才辈出。

这种可贵的办学理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大家都知道梁启超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陈寅恪提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若要追溯中国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它的创办者——吴宓。

▍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

画家陈丹青为献礼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过一幅大画，叫作《国学研究院》。

在画面中，梁启超独占前排C位；王国维站中间，陈寅恪、赵元任两位青年翘楚分列左右。这四位是著名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最独特的是后排角落中的一位，他又黑又瘦，脸庞在半明半暗间，五官几不可辨，服装的设色与背景接近，仿佛融为一体。

他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人，吴宓。

清华大学原为留美预备学堂，上世纪20年代中期酝酿改制，向正规大学转变。1925年设大学部，办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9年停办。这所存在仅4年的国学研究院只招收了70多名学生，却培养了50多位相当有成就的学者，例如历史学家周传儒、考古专家吴其昌、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等。

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唯一一个可与西南联大比肩的“神迹”。

“如果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它培养出的超高质量、超高水平的国学专家，以及这些专家的再传弟子，今天整个中国的国学水平，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为此，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谢吴宓。”学者蔡恒这样说道。

吴宓出身清华，曾在哈佛大学留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校长曹云祥邀请吴宓出任研究院主任，是想让他用哈佛的模式来筹建研究院。

哈佛三杰

吴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亲自起草了国学研究院的规章制度，申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

大政既定，导师的聘任便是关键。吴宓对王国维十分钦佩，执礼甚恭，王国维大受感动，同意受聘，二人由是结下终身友谊。梁启超早已商定，无甚周折。赵元任之聘，亦甚顺利。吴宓举荐尚在欧洲的陈寅恪，梁启超也极力推重，只是陈寅恪学问虽高，当时还缺学位名气，吴宓“费尽力气”，终得成功。

在吴宓的努力下，他终于把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国学大师都请到了清华大学担任研究院导师，以至于研究院后来一直被叫作“国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这些大师，才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培养了大批学术大家。

就这个国学研究院来说，学贯中西、勇于任事的吴宓，是绝对的第一功臣。

吴宓毕生从教，除了清华大学，还先后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 、西南联大、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在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解放后长期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

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1951级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是吴宓

吴宓提出了培养“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人才。

在他的讲桌前，走出了著名文学家钱锺书、诗人兼翻译家穆旦、《雷雨》的作者曹禺、《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吕叔湘……这些人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西方学术的历练。他们继承了吴宓的遗志，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当他们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又由他们的传人继往开来。吴宓当年“熔铸东西、全民普及”的梦想，在他们手上一点一点化成了现实。

▍为传统文化守江山

除教书育人之外，吴宓将自己的心血与志向全部倾注于所主办的《学衡》杂志之中。

《学衡》杂志

《学衡》是1922年吴宓在南京任教期间，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共同创办的杂志，意在以《学衡》为阵地，提倡国学，坚守中国传统文化。

这本杂志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这简直是赤裸裸地和当时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所以，基本上刚一回国，吴宓的学衡派就和胡适的新文化派杠上了。对双方来说，那都是一场相当英勇的战斗。

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新青年》

有意思的是，新文化派一方除了胡适，其他人不是只在日本留学过就是根本没出过国，而他们的主张却是反对传统，全盘西化。学衡派大多有多年留洋经历，对西方文化知之甚深，却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派挖传统文化的坟墓，留洋派却为传统文化守江山。

起初，学衡派是相当有自信的。比国学？学衡派个个都有扎实的国学功底。论西学？学衡派主力几乎都有留学经历，而且上过名校，拜过名师。论观点？学衡派客观、理性。比独立性？学衡派不拿工资，不收赞助，全靠各位同人定期捐款。吴宓觉得，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必胜之局。

然而他们就是输了。他们不是输给了能力，而是输给了时代。事实上，对吴宓来说，这是一场一开始就注定会输的战斗。

现在来看这场论战，依然很难说哪方的坚持是正确的，哪方又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看起来仅仅是文体的革命，但它其实从思想上解开了禁锢中国人的枷锁。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在大众间的普及更为便捷。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奉西方文化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却忽略了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其发展的过程。

吴宓希望通过这场战斗，通过自己的坚持，让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时，也要看清其局限性；在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时，别忘了它也有先进性。

正所谓，不知其来处，便不知其去处。他要勉力护佑的是中国文化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共鸣，不让它在大众中消失。吴宓就像困守孤城的孤军，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宣告：传统没死，传承没断。

吴宓的这些努力——包括《学衡》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当时来看，是那么逆潮流，那么不得体，那么孤独，又那么悲壮。

1932年，昔日学衡派成员不满吴宓“大权独揽”，联合投票罢免了吴宓的职务。吴宓在孤独中坚守，又不得不在孤独中放手。然而继承者们只坚持了不到半年，就决定放弃了。1933年7月，《学衡》彻底停刊。到那一天，吴宓已经苦苦坚守了12年。

▍不问祸福，信仰不移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吴宓拒绝了去美国执教的机会、拒绝了台湾的邀请、拒绝了香港某大学的邀请，选择留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当了一名老师——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

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动荡当中，吴宓为自己的学说、信仰，承受了一生最大的考验。

在那个特殊年代，对待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极端的，甚至主张暴力摧毁。而吴宓始终主张：传统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应该取其精华，发扬光大。

在当时，中国到处都在“批孔”“除四旧”，不难想见他的这些观点、这种执着，会给他自己带来多大的灾难，但他矢志不移。

用吴宓的话来说：“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终于，那场动荡结束了，全国范围内恢复了高考。吴宓的外孙女也开始努力学习，准备参加高考。吴宓问外孙女，学校有没有老师教他们说外语，外孙女回答说没有。

吴宓问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听说高考会涉及这方面内容。

外孙女回答说因为没有人能教他们，学校的老师都不懂外语。

这个时候，吴宓颤颤巍巍、非常激动地说他可以教他们，他懂外语，可以去他们学校当老师。

事实上，那已经是吴宓人生的最后一年了。

1978 年1 月17 日，吴宓去世，享年84 岁。

老年吴宓

纵观吴宓先生的一生，他似乎一直在和主流唱反调。

当人人都在仰慕西方文化时，他却在质疑其中的弊端。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时，他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而奔走呼号。当集体狂热“破四旧”时，他在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大声疾呼。

今天，吴宓的形象已经在时光流逝中日渐模糊，只剩下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孤寂、落寞的背影。人们不明白，吴宓这一生到底在坚持什么，又为什么坚持。

其实一切答案都在1922 年吴宓亲手撰写的《学衡》发刊词中：“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

▍近代历史的思想剪影

吴宓的生平或许在历史教科书上所占的篇幅并不多，但他的渊博学识与文人风骨皆令人高山仰止。

中国近代历史是一段苦难史，也是一段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的历史，这里面涌现了很多思想、很多方案、很多人生选择。在一般的历史通识教育中，给与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一线历史大咖，其实还有很多像吴宓这样的人物，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关键的是，他们有着寻常人的选择、普通人的烦恼，他们的求学进取、儿女情长、人生选择往往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加贴合实际的启发。

但遗憾的是，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人被简化成了一个个的知识点，变得七零八碎。

例如大家都知道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江南制造总局是近代中国“万厂之厂”、留美归来的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同一个人的身影，他就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