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当成研究对象的海外中国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学科概念。研究者、研究对象及读者构成了一个关系脉络。转换关系脉络，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改变研究设计，重订研究方法。

世界各地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学者，必然面临所有区域研究中都会遭遇的两个挑战：研究者如何界定中国研究的范畴；研究者采取何种理论视角。到了21世纪，中国崛起的叙事不胫而走，因此对中国进行研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知识社群不可避免的任务，以至于中国研究范畴的界定更加复杂。

如今，纵使所研究的课题只是某个具体的村落、人物、事件、文本、现象、机构、政策，都可以称为中国研究。尽管没有人能武断地否认域外也有中国研究的课题，如华人与祖国的关系，但通常有其他的学科领域容纳了这些课题。其结果，这个本来研究者说不清楚的范畴，就与研究者俨然区分成主客二元对立的客体。这种自居于研究对象之外的研究位置，造成各地的研究者忽略自己其实并不是身在中国之外的观察者。

至少两股力量在颠覆中国研究中主客二元对立的知识框架。首先，是在理论上，有的欧美研究社群中的反省力量，不断抵抗主流，并警告研究对象社群，不要轻易接受欧美研究主流预设的范畴。其次，是在实践上，原本属于研究对象社群的学者与属于研究者群体的学者已经交融，他们开始拥有师生、家人、合伙、同事等等关系，导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两种角色共生的现象。简言之，中国研究、中国研究者与中国研究对象三者相互构成，生活中的他们之间，不再存在疆界明晰的主客对立。

一旦在中国研究这样的议程中，同时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成为常态，以中国研究具备客观范畴当作前提的这种由外而内的研究视角，难免引发不安。有的反省者乃不断提出异议，戮力证明中国不是既有中国研究中呈现的这样或那样，并充满热情地提出相庭抗礼的研究主张；有的依附者却刻意临摹、复制某种欧美典范，以便证明自己如同脱亚入欧一般，不再属于研究对象的社群，俨然取得了一种欧美主体性，能在中国身份之外，与欧美同仁建立平起平坐的感觉。实践中，多数人可能在这两种趋向之间摸索徘徊，莫衷一是。

以下，就来追踪这个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学习重新相互（或自我）面对的历程，从1）如何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位置，来归纳研究者，到2）如何整理研究者自诩的所谓客观性，最后3）透过一个以“关系”为内涵的知识框架，探究中国研究的各方人物，因为研究中国而取得了什么样的中国性（本文称之为“后中国性”或“后华性”），以便尔后来者追踪他们的学思历程，尤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构的、变迁的关系过程。

以“海外中国学”之名所指

把中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当成研究对象的海外中国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学科概念。如果将“中国学”定义成为研究中国专家及其思想与写作的学问，较早的反省毋宁可以被称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批判的中国学”，也就是以指出海外既有中国研究的错误或偏差为宗旨的研究。国内对于这些错误或偏差的揭示，与读者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时空息息相关，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等等。

在纠错型中国学之后出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衔的“海外中国学”，是形成学科领域的雏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跟前来交流调查的研究者多所接触下，具有信息搜罗功能的研究。海外中国学是以外文的中国研究文本为线索，进而追踪研究者与研究机构的中国学。实践上，海外中国学偏重于中国研究机构与研究者的基本资料的建立、历史背景的译介、合作关系的开发及中国形象的整理。既然研究者与中国这个身份范畴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实际上等于已经超越了内外两分的预设。

在海外中国学发展的同时，“世界中国学”的概念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油然而生。相对于海外这样比较宽松的概念，世界中国学以归纳中国学议程上各国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的多种共同课题，强调开放性，与时俱进，其间来源包括研究文献与当代事务在内，比如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软实力、两岸关系等等共同课题，通过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各地学者共聚一堂，集思广益。从空间上讲，世界中国学是对已经有成果的中国研究进行议题的分门别类，从时间上讲，则是一种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研究的继续招纳。

另一个与海外中国学相对或相称的学科概念是“域外中国学”，虽然看似比海外更广泛，但隐含了特别是对亚洲内陆与中国接壤地区的重视，也就提示了作为中国边疆的诸多地区与民族，在遭遇域外中国研究或域外中国认识的时候，也具有各种值得归纳纪录的回应视角，这点可以从葛兆光发表的《宅兹中国》一书中得到启发。因此，所谓域外中国学可以经过衍生而加以定义，即将之视为是从研究对象的各种回应中重现位于中国范畴之内的多元主体的中国学。

同样强调各国学者互动，但并不是以议题为导向，而是以国别为导向的，比较分析国家历史脉络下的中国研究之间有何异同的是“国际中国学”。国际中国学似乎因其着重于国家之间的学术成果比较，而巩固了以国家为单位的主客二元对立，实则未必。比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台湾大学合作的《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是针对日本、美国等各国以国别为导向的子计划，但研究成果反而更深入地凸显各国与中国之间无所不在的互动，从实践上展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必然具备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他们各自与中国的相互影响，有了共同的命运关联，就也重构了所有其他各国的中国，谁也不能自外于这个人类知识共同体。

打破国别的，则是“全球中国学”的理念，这样的中国学是研究以所有自居为中国研究者为基础所整合而成的弥散社群。理想上，一个以中国研究作为共同志业而相互关联的研究者群体终将形成，不分议程、国别、内外。全球中国学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因为实践上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让所有中国研究者相互认同的宏观议程。然而，在程度上，因为英语的优势，以及欧美社会科学传统的有效扩张，出现以普遍价值为潜在共同前提、但表现成五花八门问题意识的研究者，正在间接形成随时能够相互串联的跨国、跨领域连带。不过，这样的普遍价值诉求有其所偏，对于全球性的建构是否有利，仍在未定之天。

相对于此，在后殖民主义批判文献的影响下，出现了“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新兴诉求，正成为对全球性的掣肘力量，揭示了对上述全球性价值日趋单一化的抗拒。然而，“后西方中国学”不是鼓吹全面抵抗，而是追踪社会科学运用在中国研究之后反而对普遍价值有所重构的中国学。由于当代后西方学派并不聚焦中国，充其量仅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开花结果，因此近年来其他方面的中国研究领域，颇受到一种想象的全球性所制约。不过，后西方中国学完全可以依据主流中国研究而开展，比如原本根据欧美理论要研究国家与社会如何彼此制衡，却可不符预期地，得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是共生的。

虽然后西方中国学还不流行，但是大可以与之呼应的，是方兴未艾的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这样的“非西方中国学”或“本土中国学”不适用于所有中国研究者，而是专指那些以探究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归纳并分析各种问题解决路径的中国研究者。这样的本土中国学，不关注那些执着于各种看似先进方法为导向的研究，因此摆脱了普遍主义的制约，故也不必非要采取比较研究。本土中国学的研究者不限于地域，任何人可以探究正在出现的问题意识及预期解决之道，比如，沟口雄三、柯文（Paul Cohen）、杨国枢或国情学，都强调从本土情境出发，即使他们各自用来代表中国的研究对象大相径庭，甚或有读者认为他们的分析有错，都仍然属于本土中国学研究。

客观研究的主观设想

综上所述，中国与中国学作为范畴概念，各有追求，但是又不具有限定性，这种在不断形成中的关系连带，却促成他们必须彼此不断提升认识的多元研究取向，一方面相互提醒彼此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也形成彼此竞争的压力。其中一个症结在于，怎样的中国研究是具有信用的，而不是为了服务于某一种文化、理念或经济目的？有信用的研究，咸信有助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透过知识建构提高自觉。准此，研究者希望对谁产生信用，成为必须考量的伦理问题。根据研究者所理解及设定的读者群体，他们证明自己客观中立的知识手法就必然不同。

最无辜的方式便是诉诸社会科学方法，宣称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是根据人人都可以采用的相同研究程序所得出，因此不受到研究者是谁的影响。这个自我辩护的方法，主要是在面临左右立场分裂的欧美政治社群中有效，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是为了研究欧美社会所发展，其间的分析单位与理论取向偏重个体行为者，忽略了群体也可以作为个体身份内涵。其结果，如果不把群体意识当成个体行为的外在影响因素，在科学方法所定义的客观主义中就无法呈现，如此所谓科学，就反而造成不客观。

对中国的研究常会影响政策思维，因此只强调科学方法不充分，而需要进一步对于所处社群中的争议有所掌握，确保自己的研究对于存在争议的具体议题不会产生选边的效果，也就是着重于政策中立。这样的中立可以细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两面具陈，先论一方面，再论另一方面。透过不确定性的突出，避免研究者介入到政策争议中。第二种是优缺点分列，或长期及短期效果分列，由读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去排顺。

面临主流观点的强大压力时，比如在自己所处的社群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升高时，或当地政客利用事件动员舆论要求研究者合作时，研究信用就建立在如何证明自己不是刻意在替研究对象辩护。其结果，在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对象采取某一种保留的姿态，就成了护身符，最常见的就是以科学主义或普遍主义的名义进行评论，甚至在研究议程上回避某些成功治理的案例。这样的舆论压力对智库的信用影响特别大，因为智库仰赖的就是客观的形象。

但是，舆论主流的方向也可能是相反的，也就是当两国关系友好，过度保守的立场已经引起反省，于是研究者就有压力证明自己不会为批评而批评，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信用，这时候，批评成为不理性的症候，如关于民族主义或所谓锐实力之类的研究议程。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出发，以提升经济发展及物质利益为导向的研究议程，特别适合研究者站在中国的角度出发。物质利益是在实务层面的一种客观基础，而且，在物质基础上更容易体现人文与人道的共通性，有助于摆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抽象道德。如果是对外交往，中国无异于转化成是一种资源库的概念，因此得免于左右两派意识形态的诘问。如果是对中国进行研究，比如扶贫的研究，即使探讨成效，也仍然将中国放置在一个人文关怀的平台上。

相对于物质性的客观，戮力进入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同样可以是研究者宣告客观中立的基础，因为这表示研究者超越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与科学方法追求自我超越是相同的，但是自我超越的路径迥异。这时的客观，不仅止于是反对主观，因为反对主观，就等于同时是反对研究对象的主观，于是更会揭露所谓客观，毋宁仍反映了研究者的位置。如果研究对象是研究者取得信用的主要读者群之一，则研究者自我超越之道，是证明自己的研究与研究对象的主观能够契合，这就是前述本土中国学所追求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矛盾的是，相对于中国中心，选择隔离在中国的话语语境之外，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一种建立客观信用的途径，其途有二。首先，在遭逢重大事件时，面对立场分歧的读者群体，研究者赖以维系信用的方法，是站在不受到事件影响的位置上，表现出不对研究对象特别同情或质疑的冷静叙事，最方便的就是采取一种极为宏观的视角，将研究对象概念化为一个抽象的类别，做跨历史或跨地域的比较，因此研究者既非中国中心，也防欧美中心，且对于当代具体的人或事不需要进行臧否。

其次，回避中文语境，进入英文语境的叙事，对于研究对象来说，也可能产生信用，因为英语语境的研究意识营造出一种研究者看似客观的外在位置，就对于研究对象社群而言是外在的观点，因此具有客观性。所谓英文语境不必是英文，而可以是译文，经过翻译以后的分析概念不是出自于本土，其话语上的陌生性足以营造客观气氛，因为那绝对不可能是为了因应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而发展的观点。

关系导向的“后中国学”分析

如上述，研究者为了建立信用可以采取完全相反的途径。可见，研究者、研究对象及读者构成了一个关系脉络，所有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与表现方式，都必须在这个关系脉络里理解。转换关系脉络，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改变研究设计，重订研究方法。所以，对研究者而言，自己与研究对象及假想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对象与假想读者之间的双边关系，都会启发研究者自己的策略，以至于没有独立于中国研究之外的中国研究者或读者，他们都必然拥有某一方面与某一程度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无法定义，因人而异，是为一种具有后华性（post-Chineseness）的“后中国学”。

在后中国性的各个捉摸不定的面向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研究者自己认为是与谁同属一个群体；其次是，用来界定研究对象的，是主观的、精神的依据，还是客观的、物质的依据；再其次是，这样的界定是透过追踪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认定，还是回避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界定；最后，研究者答覆上述问题时，是仰赖事先已经有的关系预设，还是仰赖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后逐步形成的关系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