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学热”已经在社会上演变为商业化气息浓厚的读经热、尊孔热，甚至一些商家趁势办起了各种层次、规模、档次的读经班、国学班、女德班。这种“热”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所谓国学在人生观、价值观等领域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公民意识与能力仍然不足的情况下，“国学热”对旧道德、旧伦理的美化性表述及崇拜儒家经书、崇拜儒家圣人等经学化思维方式，不仅将极大地妨碍现代政治价值在中国社会的发育与普及，而且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和依赖的现代政治价值也产生了极其明显的侵蚀效应。因此，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学热”不应该也绝不能突破现代政治价值的底线。

第一，“国学热”不能回避自身的价值倾向。放眼国内的书店及讲堂，“国学热”的核心和重点是“儒学热”，而“儒学热”的重镇又是“经学热”，尊儒崇孔、尊经崇圣的言论甚嚣尘上，仿佛儒家经学再次获得了承载普遍真理的权威地位，国家、社会、团体及个人的伦理自觉与角色规范等，似乎也都应该遵经而行。这种“国学热”所折射出来的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推崇，是由于缺少批判性的理性省思，而导致在价值理性上与时代的需求背道而驰。不可讳言，“国学热”盲目抬高了传统时代儒家圣人至高无上的真理权威，不但没有将人们的价值理性引向合乎时代要求的公民精神，反而以儒家传统的主流价值谆谆教诲民众，客观上形塑着传统时代普遍的臣民人格，因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价值倾向问题。

具体来说，“国学热”依托传统儒家经学的典籍，通过各种各样传道式的讲解，将经学著作中的“精华”传输给大众，但这些结论不过是些抽象性的政治哲学判断，其本身并不能自然超越价值层面的历史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和范畴并不完全是一种脱离了社会事实的抽象存在，而是一个与传统政治秩序、政治伦理等血肉相连的社会存在，正如刘泽华先生所强调的，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纲领性概念、范畴、命题等都存在着“帝王化”现象。这种旧文化所具有的完整形态，恰好对应着旧伦理、旧政治的完整形态，由此表明两者之间极为密切的互动互生关系。在旧的君主集权政治已经成为历史，而共和国的大厦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不加选择、不加批判，贸然鼓吹与复活旧文化的纲领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无疑是在冲撞着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与国家形态。因此，裹挟在“国学热”中的旧伦理倾向不容小觑。

第二，“国学热”是对人人平等的政治价值的冲撞。任何一个社会都拥有主流的政治价值，而一定形态的政治价值总是对应着一定形态的政治人格与政治秩序。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国家形态与公民文化、公民人格，都对政治价值的现代化提出了明确而强烈的要求。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艰难困顿之后，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和趋势，实现了国家性质、国家形态与公民文化、公民人格等的重大转换。毫无疑问，现代中国已经普遍接受了各种现代政治价值，其中人人平等又居于特别核心和基础的地位。政治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各个方面逐步普及和扩充平等的过程。当平等上升为法律、出现在宪法性文件中，并聚集普遍性政治能量的时候，特别是当平等与权利、人权等紧紧地结合的时候，它就真正成了一个普遍的现代政治价值。因此，任何一国的政治现代化都必须根植于平等，也必须坚定地维护平等。离开了平等在政治价值层面的核心地位，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现代性质、现代形态。

但“国学热”通过传播传统儒家的圣贤文化，人为地造成了圣贤与普通人的政治差距，促使普通人对圣贤的认同、皈依与服从，公然提倡传统的纲常伦理。他们主张为“三纲五常”正名并提倡恢复，将服从权威与服从道义结合起来，强调服从道义权威优先，但却忽视了任何时代的道义权威都有着独特规定。“三纲五常”所表示的道义权威仅仅适合于君主集权政治的传统时代，而现代社会所推崇和强调的主要是格式化了的法律权威，这显然比前者更有利于政治平等的维护与巩固。如果恢复或复活“三纲五常”的道义权威，那么作为整个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基础的平等就会被抽空，而此时的政治价值，就会表现为一种不由自主的历史性倒退，从而使人民共和国变得名不副实。可见，人人政治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不但各色人等不会因为社会角色不同而权利不同，而且人们的普遍权利都应得到平等的保护，不能因为性别与社会角色的不同就必须完全依赖于另一些人，但纲常所要求的信任与服从早已经超越了现代平等的范围，成为一种赤裸裸的不平等。“国学热”中出现的跪拜孔子、提倡女德等现象，实际上已经冲撞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底线，需要引起警惕。

第三，“国学热”不应提倡崇拜的经学思维。中国大陆地区的“国学热”以“儒学热”为主，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的新儒家与中国港台及海外地区的新儒家在思想体系框架及宗旨上，存在着明显区别。其中，中国港台及海外地区的新儒学主要立足于解决现代事物同传统文化的相融问题，试图为现代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衔接点、确立生长点，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化。他们虽然强调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但也面向现代“取新”，实现了“取新”与“复古”并重，因而儒学在他们的身上仍然表现出较强的文化创造力。文化“复古”恰好是为了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取新”，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取新”必然会使所复之“古”染上“新”的色泽；坚守文化“复古”又立足于有效地“取新”，从而使文化中有利于“取新”的要素被不断地发掘出来，通过中西结合实现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完成“别立新宗”的文化使命。而大陆地区的新儒家则在面向现代“取新”方面严重不足，从而将儒学的复兴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复古”。“复古”而不“取新”就只能重拾经学思维。

中国传统儒学自汉代确立经学地位以来，就形成了绵延不绝的经学思维方式，而其核心就在于崇圣、崇经与尊君。这里的“崇”并非崇高之崇，而是崇拜之崇。“国学热”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诠释立足于脱离社会土壤的文本分析，通过对儒家圣人与经书的抽象继承，最终表现出对一系列核心性基础概念、命题与判断的虔诚崇拜与心悦诚服。不怀疑，无批判，唯圣人之言是从，甚至要求人们尊孔、尊经，以礼而行，用所谓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名号要求人们普遍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经学思维方式对于长期延续中国传统君主集权政治的国家形态，具有重要的导引和形塑功能。但自从公民身份在中国出现以来，经学思维方式的内敛性、封闭性与现代人的平等、开放在人格层面出现重大冲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推翻清朝帝制后，又发生了批判传统经学思维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政治价值中的平等、自由、法治、民主等都与经学思维方式存在重大冲突，因而后者在新时代的主题应该是终结，而不是复兴。大陆地区的“国学热”如果试图在思想传统上“别立新宗”，就必须在文化“复古”的同时，积极地面向现代“取新”。否则，这种经学思维方式的“复古”，在现代中国不过是既无价值，也不会有善终的苦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