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逝世，享年101岁，与季羡林齐名精通六种语言。视频来自新京报动新闻

饶选堂宗颐先生今晨(2月6日)仙逝，哲人其萎，学林艺林同声哀悼。

1.饶宗颐治学博泛无匹，汇通古今

在近三十多年间，内地知识界和文化界对饶先生的评价有过一些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学术逐渐复兴，随着眼光转向外界，人们发现竟有这样一位久居香港的学者和艺术家博通至此，举凡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其人几乎无不涉及。

1990年代“传统文化热”，饶宗颐因与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者成为偶像级人物，“南饶北钱”、“南饶北季”的称誉由此出现。

“博通”符合传统文化的审美与想象，但却不是现代学术的常态。中国内地经济腾飞之后，文化发展与学术进步自与以往不能同日而语，由本土培养的学者也纷纷走向世界，今之视昔，文化自信洋溢，因有《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之类文章热传。

学术精细化、科学化之风盛炽，“通人”钱钟书的偶像地位被“专人”陈寅恪取代，饶宗颐也不再成为学术界顶礼膜拜的对象，晚年更以文人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假如能够历史地看待选堂(饶宗颐号选堂)的学术生命和成就，或不至于将他捧上神坛，也当对他获膺“国学大师”冠冕予以理解。

饶宗颐先生一生治学所及，博泛无匹，可视为20世纪人文学术之显学与新学的全息缩影。

他对学术史的发展有非常明确的认知，对自己在潮流和大势中所处的位置和起到的作用也相当自觉。

▲饶宗颐。农京早摄，作者供图

2.饶宗颐预20世纪学术之流，得风气之先

2003年，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内地版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共14卷20册，别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及文录和诗词等。

这套学术文集的分类和编排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大体上呈现了饶宗颐学术世界的面貌，据之足以了解选堂治学的路径与转捩。

文集之特意加上“二十世纪”四字，实际也体现了饶先生本人对学术史和自己学术生涯的看法，他在小引中指出：

二十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亦为返哺时代。何以言之?飞跃者，谓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学之推进，可征信而无文献纪录之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返哺者，谓经典旧书古写本之重籀，奇字奥旨，新义纷披，开前古未有之局。

饶宗颐看到了近百年学术史旧学发潜、新知递生的趋向，令他感到幸运和欣慰的是，他出生的1917年，正是王国维考证先公先王之年，而甲骨面世迄于世纪之交，恰当期颐，他不无自豪地说：

“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

李泽厚从《登幽州台歌》中看出陈子昂内心那种“得风气之先的伟大孤独感”，饶宗颐预20世纪学术之流，身处其间，自然而然有“得风气之先”的感受。

而世移势易，前辈同辈渐次凋零，那种“开先”的孤独感则未免转为“独守”的孤独感了。

▲饶宗颐。农京早摄，作者供图

3.晚年常来往内地，增进内陆香港间文化交流

好在饶先生是个“能够享受孤独的人”，而久居香港也使他得益于这“偷来的时间和地点”。

饶宗颐的学术之路由董理父亲遗嘱和乡帮文献肇端，因有机会参与粤籍前辈叶恭绰主持的《全清词钞》辑录编修工作，在香港大学获得教职后，他一面关注岭南古史，一面研究古典艺文，今天看似庞杂无比的学术成果和著述，其实当年也是由一道道链条借助种种因缘接缀而成。

彼时香港与海外汉学界联系密切，交往频仍，饶宗颐先生利用各种访学、预会、客座任教的契机，与欧美及日本、印度等国的学人商略切磋，同时留心著录各地新见文献，如《巴黎所见甲骨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敦煌曲》《敦煌白画》《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等，既为自己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辑存难得的史料，也成为他与各国学界同人交往的最好见证。

1980年代以后，饶宗颐多次受邀访问内地，参与学术研讨、考古发掘和文化考察，此一时段则陆续出版《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磐铭辞研究》及《甲骨文通检》等，增进了两地学术与文化交流。

至于其间以书画诗文纪游酬答，更是不可胜数，所谓“学艺双携”之誉，自非虚夸。

千禧之初，选堂即已感慨，晚近以来地不爱宝，新写本不断出土，学术界当另有新境界、新事业展开，“古典重温，新义滋起，或可能导致未来之文艺复兴，谨拭目以俟之”。

先生今归道山，语犹谆谆，希冀在焉，来者可待。

文/谷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