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满蒙关系，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满蒙联姻。实际上，满清对待蒙古的政策，除了柔性的和亲，还有战争讨伐与严密的政治管理，宗教控制。这一系列举措多管齐下，才让清朝统治者牢牢控制了蒙古草原。

盟旗制度（盟旗制度名词解释）

明清之际，蒙古分裂为漠北、漠西、漠南三大部，其中以漠南察哈尔部地位最显赫，实力最强。该部首领林丹是黄金家族继承人，他雄心勃勃，一心想着整合蒙古诸部。

与此同时，东北的满清势力也在崛起。努尔哈赤于1608年派长子褚英进攻乌拉部，乌拉部急忙求援科尔沁部，最终褚英退回。

此后，林丹汗多次与明朝联合，让后金政权吃尽苦头。为了全力对付明朝，努尔哈赤极力避免与林丹汗正面冲突，而是怀柔笼络的手段令科尔沁部，杜尔伯特部，杜莱特部，郭尔罗斯部四部归附，从侧面缓解了林丹汗对的压力。

1626年，皇太极继位，在他的手中，对蒙古诸部的策略演进联姻、劝诱、征讨多管齐下。林丹汗残暴，对周边部落动辄征讨，加上林丹汗被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打动，皈依了红教，更是让信仰黄教部落十分不满。为此，喀喇沁部，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阿巴嘎部，喀尔喀部一度联合起来向他进攻，结果力量遭到严重损失。

皇太极抓住了这一机遇，对蒙古各部极尽拉拢，获得了敖汉部、乃曼部的归附。1628年2月，又亲率大军征讨林丹汗，同年9月，纠集敖汉、奈曼、科尔沁诸部，再次出兵察哈尔。林丹汗狼狈逃窜。

四年后，皇太极又一次亲率十万大军对战林丹汗。察哈尔部众大多选择归附，林丹汗逃到青海境内的郁郁而终。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出降，漠南蒙古被彻底收服。清军入关的侧翼威胁就此消失。

清朝入关之后，一度忙于征服中原，没有对漠北、漠西诸部更多关注。

漠西蒙古在明代称瓦剌，清廷称为卫拉特或厄鲁特，主要有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大部落。满清崛起于白山黑水时，准噶尔部控制了天山南北；土尔扈特部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则控制了青海。

漠北蒙古（外蒙古）主要是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三大部落。皇太极平定察哈尔后，漠北诸部也进献了“九白之贡”，算是建立了宗藩关系。

康熙元年（1662年），外蒙古札萨克图汗部发生内乱，土谢图汗部趁机接受了他们大批部众。后来，土谢图汗又得罪了准噶尔部。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一心想恢复蒙古帝国昔日的荣光，力图统一蒙古各部。见喀尔喀蒙古各部矛盾重重，他当然要趁机插手。

1684年，他私下与札萨克图汗部会兵。1687年，土谢图汗杀死了噶尔丹之弟多尔齐扎卜。次年，噶尔丹挥军东向，进攻土谢图汗。

土谢图汗不敌，败退到漠南，野心膨胀的噶尔丹以此为由，南下至乌兰布通（今赤峰）。此地距离北京只有二百公里。

在此危急局面下，康熙组织了两路大军，分别从喜峰口、古北口出兵，最终在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

葛尔丹失败了，漠北诸部汗王余悸未消，这给康熙解决外蒙古问题提供了契机。1691年，康熙亲率官兵并召集外蒙古三大部、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扎营，举行了盛大的会盟仪式，对漠北诸部大汗、活佛进行册封、赐宴。

隆隆的大炮声之后，康熙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又令策妄扎布继承札萨克图汗位。然后又将漠北蒙古分为三十四旗，与漠南蒙古实行同样的行政建制。这标志着漠北喀尔喀蒙古接受了清廷的直接统治。

在葛尔丹的威胁下，漠北诸部保住了清廷的大腿，这让清朝对准噶尔汗的优势更加明显。康熙三十七年（1696），清军三路大军齐出，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众叛亲离的噶尔丹不得不服毒自尽。

雍正年间，清廷攻灭了盘踞在青海的和硕特部。到了乾隆年间，清军趁着准部内讧，进军天山南北。乾隆为了根绝后患，下令对准噶尔部实行种族灭绝。“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啸亭杂录》）”。

1771，土尔扈特部东归，首领渥巴锡于承德避暑山庄朝见乾隆。乾隆帝十分高兴，作《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命人刻碑存放于普陀宗乘之庙，又将土尔扈特部分散安置于北疆。至此，漠西蒙古各部接受了清朝统辖。

清廷治理蒙古，地方依靠盟旗制。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他们就仿照八旗制度，对归附的蒙古各部编定旗分了。皇太极时期，盟旗制度进一步发展，到了乾隆时期，这一制度推行到所有蒙古地区。

所谓盟旗制，就是蒙古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与满洲八旗制度结合，在蒙古各地按不同颜色划分各旗，各旗之间有旗界，所辖牧民不可越界，每旗由札萨克或总管统领的制度。内蒙古各旗受参赞大臣、驻防将军管辖，外蒙古各旗之上设立部盟。后者的主要作用是“简稽军实，巡阅边防，清理刑名，编审丁册”，但对各旗没有管辖权。

1636年，皇太极设立蒙古衙门，以加强对漠南诸部管理。两年后，蒙古各部归附日众，于是更名为理藩院，规模同样得以扩大。清朝时在中央设置的管理蒙古事务的机构。

康乾之际，理藩院的组织机构渐趋完善。理藩院分为典属司、柔远司、徕远司、旗籍司、王会司、理刑司、司务厅、银库、稽查内馆，外馆、蒙古翻译房、蒙古官学等机构，其长官理藩院尚书可以参与议政。

在管理蒙古地区时，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依俗而治的策略。利用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加强思想上的控制。

皇太极登上汗位后，专门在盛京建立了实胜寺，还曾派人去西藏迎请达赖喇嘛。皇太极此举，是清朝利用藏传佛教的先例。此后清帝相继在北京、承德等地修建了大量的喇嘛庙，还时常接见藏传佛教活佛。

清朝控制蒙古后，不但大量兴建喇嘛寺院，还设立了两大活佛系统，分别是漠南的章嘉活佛系统、漠北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章嘉一世于1642年诞生于青海，由五世达赖赐法名。28岁以后开始在藏区到处讲经说法。多伦会盟之后，康熙召章嘉进京，授予札萨克达喇嘛之职，掌管京师藏传佛教事务。此后，又在康熙任命下，负责营建多伦诺尔汇宗寺。由此，章嘉活佛的地位在内蒙古地区确立。

哲布尊丹巴一世于1635年出生于土谢图汗部。15岁时由四世班禅受戒，此后开始在西藏学法。返回漠北后，到处进行传教活动，成为外蒙古地位举足轻重的喇嘛。

清廷知道他的影响力，需要借助他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所以格外尊崇他。后来，在葛尔丹进军漠北时，漠北蒙古王公有的打算投靠俄罗斯，但在他的劝说下，这些贵族选择南下投靠康熙帝。

对藏传佛教的喇嘛，清廷予以种种特权，不但活佛凌驾于蒙古各部王公之上，许多上层喇嘛同样拥有令人乍舌的财富。在丰厚的经济刺激下，当喇嘛竟然成了草原牧民最希望孩子从事的职业。所以，大量蒙古男丁选择出家，这蒙古草原人口急剧减少。到清末，蒙古各部人口仅有171万，居然比清初还少。

解放初期内蒙地区实有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