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勃

2003 年，金庸（左）和刘亦菲（右）在华山参加“华山论剑”活动时留影

金庸小说和中国传统中的哪个部分隔得最远？大概就是现实中存在的侠了。

现实中的侠是什么样子？其实韩非子两句话说得很精准：一是“侠以武犯禁”，指出侠是靠暴力手段，站在国家体制对立面的人；二是“群侠以私剑养”，一个“养”字，则点出做侠客是经济行为，背后是有金主的。

总之，游侠对权贵的依附性很强。游侠是否活跃，和权贵的势力有多大，是正相关的。

战国到汉初，孟尝君、信陵君或窦婴、田蚡等各路权贵横着走，游侠也活跃得不得了。但碰到汉武帝这样的强势皇帝，所谓“天子切齿，卫霍改节”，卫青、霍去病都不敢养宾客，游侠的声势就弱了下去。

到了西汉的哀帝、平帝的时候，皇帝不争气，就又“郡国处处有豪桀”（《汉书·游侠传》）。至于皇权衰微的东汉末，更是侠的盛世。曹操、袁绍这些高干子弟，偷坟掘墓，抢人家新娘这类劣迹，就被称为“好为游侠”（《世说新语·假谲》）。所谓“侠之大者”，指的也就是这些人，和为国为民之类的情怀全不相干。

国家强则游侠弱，权贵强则游侠强，这是侠最本质的属性。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展昭、黄天霸之类的人物，宁愿甘于给某个清官当打手而不惜出卖江湖兄弟，这类情节是多么有现实基础。而平江不肖生的《侠义英雄传》里，写少林方丈自恃武艺高强，跑到北京去找人家比武，输了之后还是喜欢帝都的生活，就对自己进行了技术处理然后找个门路进宫当了太监。读惯金庸的人哪能接受这种设定？然而现实中的江湖侠义道，品位可能真不过如此。

所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没有多少现实中的“武”，武功描写既和现实中的武师没多少关系，也不同于古代剑侠小说的神乎其神，而是一种在现代枪炮的启发下，类型可细分，威力可量化的设定，只是又披上一层侠文化外衣而已。

同样的道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也很少现实中“侠”的影子。就是千古文人侠客梦，从司马迁写《游侠列传》开始，一个又一个梦境叠加，到金大侠大笔一挥，照亮了整个夜空。

金庸国学，深浅几何？

海宁查氏虽然是诗礼之家，但是得风气之先，金庸小时候没有念过私塾，上的新式学堂，于旧学，老爷子没有多少幼功。说到经史，露出破绽的地方，实在挺不少。

如《天龙八部》里段誉说到自己小时候接受的教育，“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这就挺穿越。宋代，《论语》《中庸》《大学》《孟子》，重要性确实渐渐凸显，但并称四书却是朱熹以后的事。段誉是北宋中期的人，当时并没有四书五经这个固定搭配。新修版这个问题也并没有改，相反加了鸠摩智跑到慕容博的书房里去找书，见到“《十三经注疏》《殿本廿二史》《诸子集成》之类书生所用的书本”，十三经的组合出现在北宋末，现在说《十三经注疏》，一般指清代大学者阮元的刻本；宋代的正史，还只有十七部，没有“廿二史”，殿本的殿，则是指现在北京故宫的武英殿；至于《诸子集成》，那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硬皮洋装书了。

就是说，金庸的学问，比起老辈学者肯定差距很大，现在受科班训练的年轻学人，要超过他也不是很难。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大学者谈论金庸的小说，碰到这类问题，只是就事论事的指出，并不影响他对金庸的推崇。

这就是个理解层次的问题。对经生小儒，这种错是大问题，对金庸不是。金庸最杰出之处，在于融汇。一两笔点染，就是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从他们构成的人际网络里，慢慢生长出完整的江湖。这个世界里的所谓文化内涵、历史认知、政治隐喻之类，拆分开来看，在各自领域的专家眼里也许并没什么了不起，组合起来，却是难以企及的境界。类似于《世说新语》里评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