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到某人在这个问题下胡说八道，实在看不下去，来答一下。

在明朝嘉隆万期间，心学显然是一枝独秀，就连大家印象中的刻板人物海瑞也是心学门人，王学中的泰州学派（罗近溪），浙中学派（王龙溪），江右学派（邹守益）在各地设学，风头一时无两，虽然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因为政治因素，禁过一段时间书院讲学，但其后心学再度风生水起直至明末，王阳明也得以从祀文庙。虽然在此期间，东林学派质疑过“无善无恶论”，但这应当只是心学内部对王阳明学说的调和与修正，而非彻底否定王阳明。

但明清易代，华夏陆沉之后，明末三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皆痛感明末士大夫空谈心性，不重实际，因此将矛头直指在他们心中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王阳明：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於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

而三大儒的思想在清朝影响深远，之后的清儒进而将对王阳明的批判演变成了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否定。那么，清儒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宋明理学，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说到底是“内圣之学”，即重视个人的修养，认为先要做好人才能做好事情，而外王呢？无论是王阳明所言“亲民”还是朱熹所言“新民”，外王的对象始终是民众，也就是说朱王二位都希望通过儒家学者修养自身，通过讲学等道德实践影响民众，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觉民行道”的目的，这大概和理学中人在仕途上的普遍不得意有关，“得君行道”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水月镜花。但清儒有蛮夷入主中原的亡国甚至是亡天下之痛，而这显然不仅是帝王的责任，也是儒家士大夫的责任。清代反宋明理学的颜李学派李刚主（他的名实在难打出来）即云：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干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

李刚主之言固然有失偏颇，但亦切中了宋明理学的要害，即不学治国之道。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宋明理学那里只要通过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君王正心就可以天下大治，这显然在现实政治的残酷面前多少有些幼稚。

所以一方面清儒提倡实学，比如颜李学派自身即提倡：

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

这带动了清代的实学潮流，这一点在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时亦有体现，早期湘军的领军将领均为儒生，象李续宾就以悍勇、先登闻名。这其实就与王夫之反清失败后归乡奉行实学，振兴湖湘文化有关（当然这有点讽刺意味）。

另一方面，清儒重拾被宋明理学简化甚至可以说是被抛弃的经学，希望可以从经学中重新构建政治理论，以取代宋明儒构建的“道统”。因为此时的程朱理学已被清朝统治者看中，成为统治工具，道统论在康熙说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之后显得无力而可笑，而康熙的言论经过李光地，张伯行著书立说成为了官方标准。这之后程朱理学逐渐分化为庙堂与民间，而民间的程朱理学自曾静案以致吕留良被挫骨扬灰之后亦声名不张，以至于清代经学家程晋芳不无感伤地写道：

于是海内士大夫，以宗阳明为耻，而四十年来，并程朱之脉亦无有续者，此则非愚意料所及也。-----------------------------------------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学论三

然而清代经学家在感伤之余，并没有停下批判宋明理学的脚步，经学家们希冀在故纸堆中重新发掘儒学的意义，即“廓清宋明，直归孔孟”，从而彻底排除宋学的影响，对宋学的批判在戴震明言理学“以理杀人”后达到了高潮。而在同时，聪明的乾隆看到了汉学（也就是经学）在民间的影响，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一方面成立四库全书馆，给经学家们良好的条件去引经据典，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乾隆用过烈的文字狱压制经学家们的质疑精神和政治实践。也因此经学家们只能在小学训诂上下工夫，而清代经学的顶峰就是著名的乾嘉汉学。

然而物极必反，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埋首故纸堆的经学家们似乎比他们所贬斥的宋学更加的无用。这使得儒家知识分子再度反思，其中以罗泽南，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家将理学与王夫之实学相结合，引领了宋学的复兴。但对于王阳明，实际上曾国藩更敬佩的是他的事功，而非学术。

宋学的复兴有其现实意义，一方面曾国藩认识到理学所倡导的人格涵养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是中国发展所必须的。但理学自身强烈的重道轻器的倾向使得曾国藩只能用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来弥补。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以曾国藩为首的儒家士大夫有资格有实力推行他们“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洋务运动”诞生了。

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宋学复兴的努力彻底破产，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王朝国家体系也终于走到了末路。

有清三百年，王阳明心学已然近湮灭。

清末正面临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言路的放开使得在此变局中经学家们又活跃了起来，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本，辅以西学之进化论，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在实现政治改良，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而与其针锋相对的则是章太炎，他以古文经学为本，辅以西学之民族主义，倡“尊王攘夷，华夷之辨”，意在发动种族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此时的经学家们并不象之前的洋务派一样固守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与思想体系，而是有强烈的融合中西方的倾向。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康有为沦为可耻的保皇派之后，似乎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取得了胜利，但章太炎在倡古文经学的同时，以史治经，反而消解了经学的政治意义，再加上东方的政治理论在西方完备的政治理论面前相形见绌，这使得经学又重新回到了小学训诂上，经学的政治实践也只能存在于故纸堆中发霉了。而章太炎的弟子诸如钱玄同，顾颉刚创立了疑古派，将浩瀚的经学材料整理为古代史、古代思想史，这也正式宣告了经学的终结。

之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价值，因为他们发现，无论是洋务派的器物革新，还是经学家的制度变革，均不能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洋务派和革命党（或者维新党）们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西方文化的本在于彰显个人价值，而儒家则推崇以家为核心的集体主义。

但令人吊诡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凡尔登的血肉让西方人自身对其文化价值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虽然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造访中国后并未找到西方文明的解药，但这影响到了中国学界，新儒家亦借此契机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其代表为马一浮（理学），梁漱溟（新心学），熊十力（先秦儒学），之后又出现了冯友兰（新理学）， 贺麟（新心学）。至此王阳明在沉寂三百年之后，又重回历史舞台。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常凯申又将儒学供奉上了政治舞台，并自我标榜崇拜其浙江同乡王阳明，一方面宣扬“孔孙道统”以接续理学所言道统，另一方面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规范民众的道德行为。而在阳明心学中，道德需要从心体认，而非外来规范，新生活运动反而是对阳明心学的一种反动，颇有当年康熙的风采。

常凯申将儒学挂羊头卖狗肉之后，新儒家们其实也并不买账，这一点可从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 贺麟均留在大陆中可见一斑。

建国之后，因我国倡导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简而言之，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而宋明理学在经过用西哲解释之后，程朱理学因倡导理气二元，理在气先，被认为是先有意识而后有物质，因此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而陆王心学基本只论理不论气，被认为是意识决定物质，因此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所以无论是程朱理学或者陆王心学在官方推崇的辩证唯物主义面前，实际上是毫无还手之力，更加之儒学被某大野心家作为牌坊利用之后，引发了”批孔“风潮，其实不光是宋明理学，而是整个儒学在中国已是日渐式微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儒学尚是批判继承的态度，在”批孔“之后，则转变为彻底的尊法非儒，以郭沫若在新中国学界的地位，此举的影响恐怕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消除。

至于现在所谓的国学热，读经热，汉服热甚至包括所谓的王阳明热之类的，只是消费主义塑造出来贩卖的文化符号，跟传统文化实际已是越行越远。而官方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八荣八耻“大概也已经代替儒学的道德修养，深入人心了吧！

也许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儒学了

参考参看《海瑞集》中的朱陆一篇明儒学案中把王门分为七个学派：江右、浙中、楚中、闽粤、南中、北方、泰州泰州学派的管志道与东林学派的高攀龙公开辩论，管志道持无善无恶论，高攀龙持性善论明末的心学殿军刘宗周最终接受了高攀龙的性善论，将四句教的首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黄宗羲是心学门人，他对心学的批评主要还是在王门左派即泰州学派上，对于王阳明还是尊重的。王夫之的话很重，将王阳明的学说列入佛学阳明心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部分，清代的颜元，戴震等均是彻底否定整个宋明理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这一句中的亲民，朱熹认为应该是新民，而王阳明则认为是亲民理学的道德实践当然不仅仅包括书院讲学，还包括例如乡约，义学，义仓，甚至后期还出现了面向公众的慈善机构朱熹，王阳明都属于官场上的失意者朱熹的皇极论虽然有虚君政治的轮廓，但毕竟过于不切实际宋儒重四书，轻六经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宋儒认为由儒家知识分子掌握的道统高于统治者的治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直至晚清，罗泽南，曾国藩才复兴理学戴震的这一说法明显太过，而且颇有指桑骂槐之意康熙的文字狱是在前期未执政之时，其后的政策相对雍乾要宽松许多，这跟康熙强大的自信心和学习能力有关抛离学术谈论一个儒家人物实际上不现实的，无论是王安石和王阳明，对于他们的个人品行基本都无异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理学将道器两分，儒者学道，匠人制器康有为，梁启超重拾汉代的公羊学私以为章太炎混淆了民族和种族现代大陆新儒家如蒋庆之流无非是将康有为的东西重新拿起来，不值一晒但他相信中国人能找到解药戴季陶搞的这一套，认为孙中山接续儒家道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程朱理学中，气即为物质，理即为意识。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汝之心外我对郭沫若的反感并非来自于他的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