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时装史

挚爱明朝及民国服饰

以及新艺术主义和Art Deco风格

1926年 方君壁《桃衣少女》 身穿袄裙的女子

相对于旗袍的整件式，袄裙是上衣下裙的结构。袄和衫，在中国服装概念中是一种泛称，就是指上半身的衣服。袄为有衬或夹里的衣服，衫则为单层，称谓要视季节而定。

1925左右的袄裙 （伦敦V&A博物馆藏）

女子的衫袄，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开始呈现出一种急剧收缩变小的态势。穿在身上的样子，要是按《红楼梦》里形容史湘云的话说，就是有点“鹤势螳形”。领子很高，两面披颊，当时称为文明新装。所谓文明者，就是指西方；而新装在当时就是时装的意思。像“fashion”一词，那时又被翻译成“翻新”。民国在时尚潮流上更新迭代的速度，和今天已经没两样了。他们认为的时装，就是在时间上快速而灵敏的反映潮流。之前从清代留下来的那套衣服，皆被视为暮气沉沉，没有活力。事实上，在穿着上追随西方，把原来的旧式衣服改造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时装，是民国人贯穿始终的衣橱主题，也是“文明新装”所定下的基调。袄裙也好，旗袍也罢，都是这种思路下的产物。

1910S末身穿袄裙的邓颖超

1919年，广告画中身宽袄裙，头梳双圆髻的女子

1922~24 三个身穿的废领时代的袄裙的女子，当时的竖领被其它一些西式的领形所替代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

1928年左右，广东的粤剧女演员的时装宣传照，身穿袄裙小马甲，搭配烫发与高跟鞋

当然，这种改造本土服装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很像戴着枷锁跳舞，因为你必须在本土服饰中寻找合适的宿主，西方潮流和本土服饰要互相匹配才能融合。 比如两面披颊的高领，最早称为船领——它实际上是男装的长衫学习西方衬衫领的结果。后来被女装所借鉴，接着一路高耸变形成所谓的马鞍领或元宝领。

而在1910S年代，大家在赶时髦方面还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时尚信息的滞后。例如荷叶边裙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代的欧洲，正是设计师波烈（Paul Poiret）引领东方风格大行其道的时代。但在中国，即便是走在时髦前沿的上海也没有抓住重点，大家对于西服的印象还是早几年的带滚边的长裙。

1911~13 广告画上两个猜拳的女子 左侧穿着当时流行的荷叶边裙和马鞍领袄子

1911~13 马鞍领和荷叶边裙

当然，中国初代的设计者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思路——那就是找一切可以和西方流行对得上的中国元素。上世纪20年代，袄裙之所以能一直受到欢迎，是因为当时西方流行的低腰裙与袄裙的结构是相通的。而像“SASH”这种条带状的装饰，则被改头换面成了中式的裙带和领巾等。还有二十年代西方所流行的流苏，在同时代中国的袄裙上，就体现为下摆处大量类似的络围。

1922年 裙子边上的SASH（肩带或腰带）

左：1923~24 Galleria del costume 右：1925 Worth of House

1920前期，徐悲鸿为自己与妻子蒋碧薇所画的自画像，在沙发前方的蒋碧薇，身穿无领袄子，底下是一条带着装饰裙带的裙子。

傅秉常摄于1926左右，在北戴河度假的女子，身穿袄裙，裙子左侧垂着一条裙带装饰，上面有流苏和长盘结的图案装饰。

1922~24 裙子边上的SASH

1920S一战后的晚装或舞会裙的流苏装饰

1923~24 陈映霞《新妆百美图》中的裙子底边的长流苏

1926~27 裙子底边的流苏装饰

到了30年代后半叶，旗袍迎来全盛时期。《良友》杂志曾回顾了旗袍从20年代到30年代的发展全过程，并把袄裙贬为腐朽，这本身有点马后炮和不客观。袄裙在20年代末被旗袍逐渐替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不再适合作为中式时装的宿主。连衣裙的流行使得袄裙难以继续被改造。

1930S的保留了某些二十年代遗风的女学生制服的袄裙

1957~58 H 上海出版的《服庄》里的模仿同时代DIOR的新装袄裙

有时候，人们不一定是因为什么特别的优势而喜新厌旧，只是因于外界的大环境和大趋势有所改变改变。如果不是因为特殊历史时代的拐点，民国这种设计思路如果能一直延续下来，袄裙或许能够卷土重来，甚至一直作为时装存在。当然，这只是一个脑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