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正是他们三个人，在抗战时期顾全大局、抛却私利，将三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合三为一，有礼有序。

使西南联大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合作到底的大学。

蒋梦麟

蒋梦麟，字兆贤，1886年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的一个小康之家。

梅贻琦

三年之后的1889年，天津一户姓梅的诗书人家，出生了一个婴儿，家人为他取名梅贻琦，字月涵。

张伯苓

也是在这一年，北洋水师学堂招收了一位13岁的高个子男生，名叫张伯苓。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第二年春节之后，张伯苓被分配到停泊在山东威海的"通济轮"上，那时候，威海卫已经落入日本人治下。

三年后，英国人继德国、俄国人之后，强租我国的威海卫，软弱的清廷只能无奈应允。威海卫甲午海战时是日本人占据，政府派"通济轮"前往接收，再移交给英国。

张伯苓因当时就在轮上，所以亲身参与了整个接收过程。

当他亲眼目睹日本国旗降下，取而代之升起英国国旗时，那一刻，他悲愤难耐。

张伯苓事后回忆：

"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张伯苓在严氏家馆

张伯苓从海军退役后，回到天津。

那时，从京城翰林院辞官的严修，在天津家中创办了"严氏家馆"，教其子侄。

张伯苓被聘为"严氏家馆"的家塾主讲。

正因为有北洋水师学堂教育背景的张伯苓加入，家馆以教授学生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课程中，增设了体育课和英语课。

1904年，梅贻琦也进入了"严氏家馆"求学，那时候，家馆已经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

1907年，学校从严复家宅迁入新址：天津城西南的南开洼，更名为南开中学堂。

同年，梅贻琦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该校毕业。

也就是在这一年，蒋梦麟赴上海就读南洋公学。

那时候，清朝已经废除在中国沿袭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取而代之的，是模仿日本的一整套新教育制度。

同年，蒋梦麟第一次去日本。

在参观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时，当他看到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缴获的中国军旗、军服时，羞愧难当。

那个时候，整个日本还沉浸在两年前击败俄国人的胜利狂喜中，蒋梦麟作为异乡客，个体的孤独感与国家软弱受欺带来的羞耻感，同时交织侵袭在他身上，令他五味杂陈，痛苦不堪。

1908年，蒋梦麟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农学院深造。

蒋梦麟在他的著作《西潮》中，回忆了他求学志向发生改变的那一刻。

有一天，他要去一个农场参观奶牛挤奶，路上遇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那一刻，他突然想到，自己在这里学习培育农作物，为何不能学习培育人才？

此念一出，蒋梦麟再无法平复心情，他独自坐在一棵橡树下，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

他意识到了在软弱中国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最终决定转专业到社会科学院，选择了教育为主科。并在结束了本科学习后，又赴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

留美时期的张伯苓

1917年，年纪已经41岁的张伯苓，辞去南开中学校长的职务，赴美考察私立大学，并研修心理学、教育行政学和近代教育史。他希望在天津，亲手创办一所不亚于国外的私立大学。

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决定将本国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获得清廷战争"赔款"（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退还"中国，用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

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临时办公处在北京史家胡同成立，招考清朝首批直接留美生。而这个游美学务处，正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投考者有700多人，最终录取47人，其中就包括梅贻琦。他考取了伍斯特理工学院。

1909年11月，梅贻琦搭乘"中国号"前往美国留学。

留学时期的梅贻琦

他们三个人，同时都经受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的教育，最终使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传统文人风骨的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委托他最为信任，教育理念与他最为接近的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

这是蒋梦麟进入北大的开始。

而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天津南开中学的南面，开辟了一块新的工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开大学校址。学校设文理商三科，学生96名。

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建校奠基式

1919年，梅贻琦与同学韩咏华结婚。他们夫妇，都是严修和张伯苓的学生。

梅贻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教书。但在半年后，他就不愿意教了，并跑到天津找老师张伯苓诉苦，说自己对教书没兴趣。

张伯苓教训他："你才教了半年，怎么知道就没兴趣？年轻人要能沉得住气，回去继续教。"听闻老师训话，梅贻琦乖乖地回到清华继续教书了。

教书12年之后，梅贻琦于1931年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长。这时的清华，已经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名国立清华大学。

就是在校长的任职演说中，梅贻琦讲出了他那句著名的大学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的老师张伯苓，已经担任南开大学校长13年。而蒋梦麟，在创办了浙江大学，并担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之后，于1930年12月，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评价，这三个人担任中国三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完成了代际转换，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接下来的一段中国历史，大家已经很熟悉。

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袭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

1933年，日军关东军突破长城防线，觊觎华北。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大教授发表宣言，誓死反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两天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被日军占领。

日本随军画师在被炸毁的南开大学前

7月30日，天津沦陷，而南开大学在日军的轰炸中被全部炸毁。

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之下，代表中国最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的三所中国顶尖大学，及其无数教授学生，他们将何去何从？

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此，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设立时间最短，但影响最大的西南联大诞生了。

二、一所大学，三位校长，八载寒暑，千秋佳话！

1938年5月4日，"五四运动"十九周年纪念日这天，西南联大正式开学，共998名学生。

西南联大成立之后，原来三所大学的校长，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三常委的身份，共同领导这所战时临时大学。

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三位校长中，最终要选出一位领头人出来。

选谁呢？

张伯苓

建校伊始，张伯苓就对蒋梦麟说过，"我全权支持你，你就代表我。"

蒋梦麟

而蒋梦麟转头又对梅贻琦表达了自己同样的观点。

在三位校长中，梅贻琦年纪最小。

梅贻琦

他比张伯苓小13岁，比蒋梦麟小3岁。但张伯苓与蒋梦麟的这种谦让，并不是因为梅贻琦最年轻所以要让他多干活，而是有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全校有教职工269人，其中清华150人，北大89人，南开30人。在办学经费方面，清华有稳定的"庚子赔款"作为补充，比完全依靠政府不稳定拨款的北大和南开，有巨大的人力财力优势。

从硬件设施方面来讲，清华在抗战初期，曾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转移至长沙。而北京大学没有带出什么东西，南开更惨，全部家当都被日军炸毁。

所以，其他两位校长，这种对梅贻琦校长的信任，更是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顺势而为。

正是三名大学校长的无间合作，他们共有的温良谦恭的知识分子品质，以及开放包容合作的心胸格局，共同促成了中国大学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

自此，梅贻琦成为西南联大最重要的掌门人。

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记录了梅贻琦管理西南联大时的方式。

"梅校长在开始便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他在处理三校关系时，不偏不倚、民主通达、公正无私。他将三校中优秀的教授，委以学校高层管理职务。他还将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俗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不好领导，自古"文人相轻"，教授们本就才华横溢，个性张扬，一个学校内都有可能彼此不认同对方的学术观点，更何况三所大学？

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国学大师大师冯友兰所撰写碑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刻有如下内容：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三位校长能做到识大体顾大局，但教授们就不都有那么高的境界了。

钱穆

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历史学家钱穆，就在自己的著作《师友杂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蒋梦麟校长来到蒙自分校，晚上北大师生集会欢迎。

各位教授纷纷登台，竞言西南联大种种不公平。

比如文学院院长经常由清华的冯友兰担任，为什么不能用北大的教授？一时间师生群情愤愤，甚至要求北大独立。

此时，钱穆起来发言：

"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

蒋梦麟校长接着钱穆的话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引起争议！"

众人自此不再说话。

可以说，正是蒋梦麟校长的公允大度，方才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国团结办学的典范，并最终使联大顺利走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重庆南开中学

西南联大迁到昆明之后，张伯苓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重庆南渝中学津南路三号，因为这里有南开大学仅存的血脉。

为了表达自己重建南开中学的决心，张伯苓将南渝中学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他为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们，在乱世炮火中，安放着一张张宁静的书桌。

而著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园中恢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分析：正是蒋梦麟的让，张伯苓的退，造就了西南联大最终的成功。

从1938年5月4日开课，到1946年7月31日结束，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中国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三校的联合到底，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敌入侵下，生发出来的一种全新姿态与情怀：国难当头，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抗敌。

梅贻琦之墓

抗战胜利后，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55年去台湾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并担任校长，前后共21载。

1962年，梅贻琦病逝于台北，后安葬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园，墓碑由蒋梦麟撰写。

三、炮火下读《诗经》，贫寒中做实验！

西南联大创办之初，教学环境及教职工的后勤保障条件，十分艰苦。

由于战争而物价飞涨，在抗战前500元的工资是一笔可以购买一辆小轿车的巨款，而在昆明时，教授们依旧领同样数额的薪水，但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十几元了。

为了补贴家用，教授和学生们各自想办法。

文学系教授闻一多开始卖文、替人刻名章度日。石章每字100元，象牙章每字200元。刻一枚章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家人好几天的伙食。

国学大师冯友兰的妻子，在自己家院子中支了一口油锅，炸麻花出售给学生。

吴大猷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有"中国物理学之父"之称的吴大猷，那一时期甚至开始养猪补贴家用。

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当地寻找家教的工作，以弥补生活费的不足。

经济条件不好是一方面困难，而治学环境的危险及学术资源的匮乏，也是西南联大办学中遇到另一方面困难。

教授们参考的书籍，大部分都遗留在沦陷区。即便是带出来的一部分，经过长途奔袭也难免遗失损毁，等到昆明时，参考书籍已经所剩无几。

教授们撰写专著，往往都是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即便如此，还要随时躲避日军战斗机的空袭。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创建者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撰写自己的哲学专著《论道》时，就是把几百页的书稿随身装在一个手提包内。

空袭警报一响，他马上收拾书稿，然后向昆明市区北边的山坡逃避。一边躲避空袭，一边撰写书稿。

大轰炸，已经成为教授们需要时刻警惕却也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

在一次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空袭中，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的家被全部炸毁。

幸运的是，他在废墟中找回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人文类型》的手稿。

而金岳霖教授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花费数年心血写成的哲学专著《知识论》，那多达70万字的手稿，在这次轰炸中不慎遗失，这令他心痛至极。

据统计，1938年到1944年止，日军飞机对云南的空袭多达281次，无辜群众伤亡7500多人。

即便在这样严酷的战火之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心中所想，依然只是教学和研究。

陈寅恪夫妇

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恶化的陈寅恪，坚持每天准点到校给学生上课。

空袭时，他就带着凳子在住所前的大土坑躲避。昆明多雨，土坑中时常满是雨水，他就坐在水中，等待警报的解除。

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一口气开了十多门课程，包括诗经、楚辞、先秦两汉文化等等。

闻一多

他上课时可以抽烟，讲课又十分风趣，深得学生喜欢。听课的学生，不但包括中文系、文学院的，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都跑来听。

学生回忆，听闻一多先生的课，有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钱穆

钱穆教授用他刚刚写作完成的《国史大纲》做教案，为学生们讲述中国历史。

因为学生太多，教室太小，闻一多有时候不得不从门口踩着学生的课桌，才能走到讲台上。

沈从文

汪曾祺在《草木人间》中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国文老师沈从文，严谨的治学态度。

“每次上课，他总是夹着一大摞书本走进教室，把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寻来的书交给学生。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病，筷子头大小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抄成了，卷成卷，上课交给学生。”

汪曾祺

诗人查良铮（穆旦）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直接留校，在外文系担任助教。

他在自己的书中回忆：轰炸第二天，在外躲避轰炸而露宿一晚的教授，顾不上休息而直接开始上课，学生们也是在下课之后，才去废墟中寻找自己的物品。

西南联大教授柳无忌在著作《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充满感情地描述在昆明的这段生活：

“敌人侵略下，教授和学生们在后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

四、大师之大，在于学术，更在于风骨

这部《西南联大》五集历史纪录片，其中一个最为特别的地方。

它能将那些我们在历史课本中耳熟能详的大师名人，从光环耀眼的历史舞台上，还原到一地鸡毛的琐碎现实中。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些学术大师，在面对诸多艰难的人生选择困境时，是如何象普通人一样地犹豫、畏惧。

又是如何最终超越常人的思维惯性，做出令人敬仰的抉择的。

这里举两件事做例子。

陈寅恪，字鹤寿，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因为是学术界的顶尖人物，陈寅恪享受特殊贡献者的薪资待遇，在1937年，他每月工资已高达480元，在清华教授中月薪最高。

这笔钱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

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1元钱可以买8斤猪肉， 8元钱可以月租一套有20间房的四合院，12元可以保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伙食费，而500元就能买一辆小汽车了。

日军占领北平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以85岁高龄，痛感国家危难，绝食绝药而亡，以死明志。

而此时的陈寅恪，也要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当时他右眼视网膜脱落，需要马上动手术。

但他如果继续留在北平手术静养，就要时刻面对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最后很可能因生活所迫而为日本机构做事。

但若选择立刻离开北平，就无法进行手术，右眼便极有可能失明。

更何况，陈寅恪去世的老父亲当时刚满"七七"，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出殡。

但他为了个人气节，不在沦陷区教书，最终不顾自己有可能失明的危险，与未替父亲出殡的不孝之名，选择携妻带女立刻逃离了沦陷区。

北平沦陷后，北大师生纷纷逃离北平而奔赴长沙。

郑天挺

而留守学校的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以一己之力，除了应付日军汉奸的压迫外，还要筹划员工的生活、校产的保管和教授的安全。

而在当时，郑天挺的妻子刚刚去世，他还要独自抚养5个未成年的子女。

最终，郑天挺为了避免在沦陷区工作，选择离开，却被迫将5个孩子留在了北平，由年纪稍大一些的女儿郑晏照顾其他弟妹。

郑天挺的五个儿女

临走时，郑天挺只为女儿留下了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他什么话也没有交待。

正是借由着纪录片，我看到了大师们褪去光环之后的人生细节，并感受到了他们做出的不平凡选择。

而支持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正是教授们身上独具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

五、只有在烈火中淬炼，方能在尘世间永存

1938年初，日军沿长江进犯中国腹地，长沙临时大学只能再向南迁至昆明。

西南联大初入昆明，用来建校的地址，以前都是一片片坟地。

教室是铁板房，窗户没有玻璃，糊的竹纸。学生没有桌子，写字时就依靠椅子右侧一块被称作"羊腿把"的木板。

西南联大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都是茅草房，一间住40多人，光线黯淡、拥挤不堪。

茅草房中最多的除了学生，就是臭虫。学生们因为被咬的受不了，开始不停地抓臭虫，但却好像永远也抓不完，后来干脆就习惯了，任由臭虫咬自己而不影响睡觉。

汪曾祺在他的文章《老味道》中回忆，西南联大的女同学流行吃胡萝卜，一是因为她们也穷，二是听说胡萝卜含有微量的砒，可以驻颜美容。

据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他们在学校吃的饭叫"八宝饭"，里面不但有谷子、麸皮，甚至还有石头子和耗子屎。

即便是如此糟糕的饭，学生们还常常吃不饱。

于是有聪明的学生总结出盛饭的绝招：先盛半碗，很快吃完后就能再抢到一碗。

男生还学会了一招技术，可以远远地将饭碗准确地仍到饭盆中抢饭。

这里的教学和生活环境，都是艰苦的。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却有着中国最顶尖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

整个校园中弥漫着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俨然一座乱世中的学术伊甸园。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是艰苦的8年，却也同时是学术大家们理论成果产出最为丰富的8年。

钱穆

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的历史学教授钱穆，在昆明西南的岩泉寺撰写了他的历史学代表作《国史大纲》。

华罗庚与家人

被称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在昆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

费孝通

在呈贡的魁阁，社会学家费孝通尝试建立社会学版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站，并写作了《禄村农田》。

语言学家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

国学大师吴宓以课堂讲义为基础，用英文写作了《世界文学史大纲》。

冯景兰与家人

还有国学大家罗庸的《鸭池十讲》、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气象学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周培源的《湍流论》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

可以说，正是经过了战争烈火的淬炼，这一大批中国顶尖知识分子，才生发出了与以往在宁静书斋中完全不同的民族情感和社会认识，并最终产生了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六、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诞生

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所有中国人，上至达官下至百姓，不分工农学商，都第一次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存在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概念，从来没有像抗战时期那样，如此深入地融进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及荣辱观之中。

而以西南联大众多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试图用自己的学识，为中华民族复兴寻找着精神资源，以及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的文化血脉。

这种文化血脉，才是中华民族永续不断的生命基因，才是凝结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情感归属的纽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坚持了8年的西南联大，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为后人，我在回顾西南联大的创建历史和精神内涵时，也在严肃思考着大学和大师之意义。

何谓大师？何谓大学？

西南联大中执教的每一位教授，他们身上具有一种对知识与真理孜孜追求的精神，一种不屈而高贵的文人风骨，一种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

他们是真正的大师。

而将"为往圣继绝学"这种理念深植于心的大学，将大师教授奉为治校根本的大学，才可以称为真正的大学。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

尽管只存在了8年，但借由西南联大而展现出的，中国顶尖知识分子那种自由独立的精神特质，为国为民的天下情怀，正是使中华民族的文脉不断，精神永存的关键所在。

（注：本文部分文字及图片来源于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