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十六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于2022年4月6—29日以线上会议的方式成功举行。在新冠疫情于世界范围内不断传播和影响的背景下,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八位知名学者,围绕“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展开了精彩的演讲和讨论。每一场讲座都受到了UIC师生们的热情参与和国内外其他高校师生的关注,帮助大家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更深入地理解疫情与人类的关系,从而回看过去,了解今天,指引未来。
4月6日晚上七时,兰州大学历史文学学院姬庆红教授带来了题为《古罗马人对瘟疫认知、应对及影响》的讲座。姬教授表示,这次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是因为现在疫情再度反复,希望能借此能回顾历史,观照当下,二是因为虽然学界对古罗马瘟疫的研究因为资料残缺零碎因此相对薄弱,但实际上这一课题还有很大研究价值,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姬教授首先介绍了古罗马瘟疫的基本状况,如词源、资料状况以及几次重大的瘟疫,进而分析了在神谴论下古罗马人对瘟疫的认知与应对,如求神与追责,产生替罪羊效应,即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罪与他处与异族及另类群体。另一方面,也有较为理性的认知与应对,如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古罗马学者卢克莱修、盖伦等则从自然与生理的角度分析了病因,提出了一些疾病理论,在此基础上古罗马人对瘟疫也有朴素理性的应对,如已有初步的隔离措施,帝国政府也会负责处理尸体、救助生者、灾后重建等等。基督教会在瘟疫中的认知与应对也值得一提,在基督教组织开展救助的过程中,产生了后世慈善组织与医院的雏形。姬老师认为,古罗马这些对瘟疫的认知与应对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如理论贡献、实践贡献以及面对瘟疫的“西西弗斯精神”,当然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教训,我们今天应认识到传统权威未必是科学,也不应用“偏方”等治疗病人,也应该避免“替罪羊”现象再次出现。最后,姬老师向同学们推荐了两本书:加缪的《鼠疫》和凯尔·哈珀的《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并畅想了疫情过后世界的未来:万物一体,和谐共生。
姬庆红教授:《古罗马人对瘟疫的认知、应对及其影响》
伍鸿宇教授感谢学者们对研讨会的支持
4月1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赵秀荣教授进行了题为《1665年伦敦大疫——三维视角的考察》的讲座,她从1665年伦敦大疫亲历者皮普斯的日记,伦敦大疫的辐射造成的“瘟疫之村”,以及半个世纪后笛福的纪实文学《瘟疫年纪事》三个角度带大家重新深入认识了1665年伦敦大疫,并将其与新冠疫情相互对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瘟疫与人类社会。问答环节,贺子罕同学提问伦敦大疫时医生是如何解释病理的,当时是否有公共隔离区。赵秀荣教授回答当时的医生基本延用传统“体液说”来解释病理,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内科医生稀少,治疗手段也极其有限,主要也是靠隔离。还有同学提问用日记当作史料进行研究时有哪些视角或方向。赵秀荣教授解释用日记作为一手史料研究,可以结合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其他史料进行交叉对比,用不同视角研究同一事件,这样有可能会跨越阶层、种族、地域、性别的限制,看到更丰富复杂的历史。
赵秀荣教授:《1665年伦敦大疫——三维视角的考察》
4月13日晚,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张大庆教授带来了本次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的第三讲:《天花根除的全球史》。张教授在讲座前说到,天花根除是人类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扑灭天花已经在全世界实现,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历史突破。接着,张教授以时间为线索,从天花的历史、天花的传播及其影响、认识天花、人痘技术与牛痘技术的发明与传播、牛痘技术传入中国以及全球根除天花行动几个方面展开演讲。从天花本身的历史上看,张教授介绍说天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通过战争和贸易逐渐传播开来。在天花的防治方面,张教授谈到接种预防是人类古老的疫病防治办法,人痘接种由此产生。这一习俗可能源于印度或者中国,然后逐步往西传到非洲和欧洲。然后,张教授总结了天花能成为首个被全球根除疾病的几点原因以及中国根除天花认证的曲折历程。在交流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向张教授请教。有同学问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痘技术“启发”了牛痘的发明,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张教授回答说,广义上的“启发”是存在。原因之一是第一位采用牛痘接种的人其想法来源于他日常经验的观察,且以毒攻毒的概念在人类医学体系中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可以说有哲学意义上的启发。但我们不能断定因为有人痘所以有牛痘的产生,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很难成立。还有同学问到历史上人们对疫苗的非议和现在人们对新冠疫苗的担忧是否有相似性。张教授说这些看法都是出于在疫苗安全性上的考虑,因为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但总体上说任何一种治疗方案在研制过程中都会有严格的程序、反复的实验和质量把关,会尽量降低风险。担忧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应过于担忧。
张大庆教授:《天花根除的全球史》
4月18日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文明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与全球传播》的精彩演讲。刘教授首先对这次大流感爆发的时间点、传播情况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概述,指出1918年的这场全球性大流感虽然传播范围广、影响大,但是由于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以相关的研究较少,所能获取的文献史料有限,在历史学界引起的讨论和争议也是颇多的。
接着,刘教授阐述了在大流感起源方面的不同说法。同时,刘教授用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如当时涉疫国家的新闻报道图片、刊物评论、相关的漫画等,生动地展示了1918年大流感爆发后,各国对于该疫情的应对措施与反应,以及民间流传的不同治疗方法。
最后,刘教授通过全球史的视角,从全球化条件下的流感传播、流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互影响、各国应对流感的措施与不同文化的差异等三方面对这次大流感进行了总结分析。
刘文明教授:《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与全球传播》
4月20日的研讨会嘉宾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他的的讲座主题为: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历史视域中的中医抗疫。
首先,余教授从普通人对中医的熟悉程度出发,讲述人们对于中医的了解是从药膳、养生等名词开始的,依托“养生堂”“国医馆”等机构来建立对中医学的认识,中医普遍给人一种通过调理和养生来治疗慢性疾病的特点。余教授从专业的角度阐释了中医药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追求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从整体上把握人体健康,重视患病的人,而不仅是人的病。在生理方面,主张阴阳平衡,气血畅通;在治疗上重视个体差异和疾病的动态演变;从方药上运用七情和合的配伍法则,起到减毒增效的作用,这些特点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理念和方向。
接下来,余教授讲述了历史上中医药在战“疫”中的四个贡献,并结合当下重点强调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但同时,余教授也从历史学的角度客观分析了中西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医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今后需要强调通过中医文化本质来促进中医发展,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到强调文化属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其科学属性。
最后,余教授通过“实事求是”等关键词总结出中医学今后需要在治疗研究、理论学问等多个方面都要做到实事求是的原则,突出讲理性和逻辑性,注重疗效和可验证性,在从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中肯定中医学的同时,时刻保持理智和谦逊,只有保持治学严谨,科学求实的态度,致力于补足短板,才能逐步推动国家的医学、产业的发展。
余新忠教授:《历史视域中的中医抗疫》
4月21日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清敏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的精彩讲座。首先,张教授介绍了中国外交的发展和进程。接下来,张教授给我们详细地分析了新冠疫情的爆发如何重塑中国外交的议程,比如,首脑外交变成“云外交”,公共外交转到话语冲突,科技竞争推动科技外交的兴起,全球卫生外交成为热点等。另外,新冠疫情还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张教授认为,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是关键中的关键,过去其影响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加入WTO的入世谈判等。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外交的布局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合作,在其它方面的合作也将受到影响,难以建立和平世界。但新冠疫情之后,中美关系不但没有恢复,反而越来越恶劣,技术、市场、资金等也因中美关系受到影响,甚至还限制了中国留学生到外学习。最后,张教授提出,疫情还没有过去,而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引发的国际关系格局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张教授勉励各位同学,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应有战略眼光、全球眼光,多了解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知识会对未来的发展极有帮助。提问环节,有同学问到中国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张清敏教授认为提升话语权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实事求是”,换言之如果中国在世界上说的话,中国人自己非常相信,那么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也会相信的。
张清敏教授:《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4月26日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化成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黑死病期间的瘟疫流传、人类抗争与社会影响》的精彩讲座。李教授先介绍了瘟疫的流传。并解释了黑死病的来源和其传播的条件。李教授接下来介绍了当时人们的抗争。同时,李教授还提到,一些大城市采取了清洁环境、控制“腐坏之气”传播的策略。许多城市也开始严肃处理尸体埋葬的问题,以防止传染。李教授后来总结道,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很难被做出评测,但是西欧社会并未瘫痪,并且这些措施确实在某些地方延缓了疫情的肆虐。李教授也提到的这些举措的不足:由于当时城市粮食供应不足,“封城”难以实现;同时,由于当时混乱的政治架构和文化传统的限制,防疫水平被明显制约。李教授接下来谈到了黑死病的社会影响。他提到,很难掌握精确的黑死病的死亡数字,但有学者估计,黑死病在整个欧洲的死亡率约为三分之一。黑死病带来了无数的伤痛和生离死别,也制造了一些社会的迷狂,如更疯狂的反犹主义、“鞭笞者运动”等。讲座最后,李教授还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黑死病是否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讲座后,李教授还就基督教和黑死病之间的关系以及黑死病时代的家庭医疗等和同学们进行了交流。
李化成教授:《黑死病期间的瘟疫流传、人类抗争与社会影响》
四月二十八日晚上,第二十六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第八次线上会议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李海东教授主讲,主题为疫情对国际秩序演变的深刻影响,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杨志翔博士主持。
李教授开宗明义,直接点明了新冠疫情已成为百年未遇之大疫,对国际秩序的演变将造成深刻影响,使得人类面临经济社会和政治安全等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李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当前国际秩序的核心规则和机制,随之,他列举了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影响的三个典型判断,分别是,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划时代性的和颠覆性的;疫情不会颠覆而是会加速既有国际秩序的演进;疫情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宜对其影响作夸大评价。李教授阐述说,新冠疫情将会沖击国际秩序演进的 “生态环境”,即冲击着全球化的进程,若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则有利于联合国体系的大秩序观,若是助长了逆全球化的进程,则有利于联盟体系的小秩序观。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化两个核心支柱,即经济的相互连接性和安全的普遍不可分割性,均处于高强度摇摆晃动之中,经济相互连接性变得脆弱,安全的普遍不可分割性遭到削弱,这样的现象将会导致全球化进程放缓、暂停或者撕裂的局面同时出现,国际安全领域碎片化现象尤其突出和严重。
李教授进一步分析新冠疫情对于国际秩序深刻影响的几个关键维度并强调,大国能否协调合作是国际秩序演变能否良性展开的关键要素。
李海东教授:《疫情对国际秩序演变的深刻影响》
吴炳钊博士感谢师生们的积极参与
本次研讨会在线上观众的踊跃提问和精彩讨论中落下帷幕。虽然研讨会已经结束,但疫情仍在持续,人们对疫情的认识和理解也必然会随着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累积而逐渐理性深化,相信人类文明也一定会在科学防疫中走出疫情的阴霾,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文/图: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郭巧瑜、刘勇、孙思琪、汪文茜、闫润菡、黄希悦、白桦、吴文思、张翼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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