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也就是战国时期的时候，齐国的荀子在《王制》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说的是我们人，论力气，没有牛大;论奔跑的速度也没有马快，但人却能让牛马供自己使用，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能“人能群，彼不能群。”所谓群，指的是人总是能有意识地与他人建立起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种关系能让人变得强大，其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拓展。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描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早期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常常以群居的方式生活，我们称之为“原始人群”。后来出现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之后是“部落”“部落联盟”，然后有了一个个“国家”。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组织制度、法律法规，有统治者所谓推崇的道德礼俗，有学者关于治国安邦的诸多主张，有天文的探索、地理的描述、历史的记录，也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文学作品，凡此种种，今一代又一代人的诠释、讨论、挖掘、传承和发展，人们称之为“学问”。

一国之学问，便是国学。

“国学”一词，据现存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乐师掌国学之政。”同样性质的指称在之后的文献中也偶有提及，如《唐会要》有“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逐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此国学的意思是官方所办的国家级的学校。

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的一次次的碰撞逐渐被提出被确立起来的。面对表面上看起来更先进更具优势的西方学说，一拨又一拨国人开始认真地审视我们已有的传统文化，开始思索这故纸堆里蕴藏的各种理论、学说、主张，时至今日，到底还有没有价值？需不需要坚守？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有人把西方传来的学说，叫做“西学”，或叫“新学”，把中华大地上经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的学说，叫做“中学”，或叫做“旧学”。有人主张应“全盘西化”，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人视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学说为“国粹”，也有人渴望通过整理“国故”以求传统文化脱胎换骨，引领民族自强。

在此背景下，相对较清晰的为“国学”这一概念下定义的，是一个叫邓氏的人，他在1906年的《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说:“国学者何?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一国之学问,由于历史悠久，著书立说者众，经长时间积累，流传至今的，可谓浩如烟海，就其内容而言，也是包罗万象。

有人把清朝乾隆皇帝主持下，由纪晓岚等三百六十多位高官、学者参与编撰三千八百多人日夜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四库全书》看成“国学”。其中彰显儒家思想精髓，被立朝众多统治者奉为立国之本，列为经部;历朝历代所形成的各种历史书、地理书、政论、典册等，列为史部;各类有识之士著书立说，所宣扬各种观点、主张、心得等，列为子部;以文学作品形式呈现的各类诗词文集，列为集部。

自然，也有人觉得将《四库全书》所涵盖的典籍通通视为“国学”，不免过于庞杂，如子部种树，园艺一类的书，看相、算命一类的书，若将其当做“国学”来研习，或许倒不利于“国学”之繁荣。应该把“国学”主体框定在“以为国用”的经学上。

有人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众人生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影响的深度及广度去分析，发现像儒家、道家和佛学的思想表现最为显著，因此认为研习“国学”应重点瞄准儒道释三块。

（本文所谈及是国学经典限于篇幅，只选取历代典籍中至今不透着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