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根底薄的先生培养学生， 犹如近亲结婚， 其后代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 文献学是国学的基础 时永乐 《 光明日报 》 （ 2010 年 11 月 01 日 12 版）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产生、 发展、 整理、 检索与利用的学科， 也是指导人们读书、 治学的学科。 它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对其进行学习、 研究， 如现在不少高校， 均设有古典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的硕士点、 博士点， 其任务就是培养从事文献整理和文献学研究的专门人才。 同时， 文献学又是其他一切涉古学科即国学的基础， 是一切从事国学研究者必备的常识。文献学与国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 不是可有可无、 彼此游离的两张皮的关系， 而是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的。 从事文献学研究， 必须具备一定的文、 史、 哲基础， 否则， 其研究必不能深入， 因为抽象的、 不涉及具体学科内容的文献是不存在的。 同时， 从事文、 史、 哲及其他涉古学科的学者， 也必须具备文献学的基础， 缺少了这个基础， 或者这个基础过于薄弱， 必定影响其进入学术殿堂的进程，其研究成果很难不出现硬伤。 国学研究， 任何发明、 创新必须以古典文献为基础，其中最重要、 最常用者又是古书。

而我国的古书， 在作者、 书名、 篇名及成书过程、 编辑体例等方面与现代书籍存在着诸多不同。 如果对这些全然不知， 在引用资料时必然要出现差错， 甚至影响科研结论的准确性。 笔者曾让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做过一个作业， 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版 《诗集传》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楚辞补注》 为依据， 查出《诗经》 与《楚辞》 一些语句的出处， 结果大部分人均将《诗经》 的篇名和《楚辞》 中的一些分篇名标错了。 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我国早期的古籍， 篇名在该篇正文之后； 如果一篇之内再分若干分篇， 总篇名之后往往是第一分篇的正文， 各分篇之名在各分篇之后。《诗集传》 的底本源自宋刻本， 《楚辞补注》 是依据汲古阁本标点排印的， 还保留着古书的这种体例。 这些未来的学者对古书的这种体例全然不知， 故有此误。目录学和版本学是文献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 对人们的读书治学尤关重要。 我们考察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和著名学者的治学历程， 无不是靠着版本目录学的指引步入学术殿堂的。 道理很简单， 走上学术道路， 从事国学研究， 离不开读书， 离不开利用文献资料， 这就需要了解自己学习与研究的学科及邻近学科，有哪些基本典籍， 其内容、 体例如何， 有何优点， 有何缺点； 这些书籍有哪些重要的版本， 哪个善， 哪个不善， 都需要心中大体有数。

这样才能少走弯路， 才能清楚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 以免论述到有关问题时失于武断； 谈到有关文献时，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 利用资料， 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好的版本。 像《汉书· 艺文志》 《隋书· 经籍志》 《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 《四库全书总目》 《书目答问》 这些著名书目， 都是国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常读书。 这些本都是老生常谈， 但当今的状况颇令人担忧。 笔者曾经看到有一篇研究唐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在谈到唐初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 时说该书是“一部有名的丛书， 但百不存